到了报社以后，出访的机会多了起来，从亚洲、东欧、西欧到美洲，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在我的眼前，洞开了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异国之窗。
巴黎是个海洋
1985年12月，我刚到报社上任，就应法国《队报》的邀请，率领三人小组，出访心仪已久的法兰西共和国。
其时，法国巴黎正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队报》总编辑帕里盎特先生负责编辑一本叫《外国作家看巴黎》的书。中国作家中，已有诗人艾青写巴黎的一首诗入选。他见我的名片上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头衔，喜出望外，他说：“太高兴了。我们正寻找一位中国作家写巴黎呢！请你写一篇吧！”
我们在巴黎住了一周，又访问了法国的第二大城市里昂一周。我们参观了艺术宫殿卢浮宫，艺术品之多，目不暇接，几乎是小跑着看展品，但重要的艺术品如蒙娜丽莎、断臂的维纳斯是不会漏过的。我们逛了蒙玛特高地的艺术市场，拜谒了巴黎公社墙和国际歌作者鲍狄埃墓，欣赏了红磨坊美轮美奂的歌舞，也看了自行车赛和足球赛。离开北京时，前三门的高层建筑使我羡慕不已，到了巴黎，特别是坐船游览了塞纳河，沿河的建筑简直是一个艺术长廊，深感北京叠火柴盒似的现代建筑太整齐划一，太呆板了……
在参观巴黎歌剧院时，我们的老总编左林的手提包被几个阿拉伯人给抢了。陪同小姐迈来赛穿着高跟鞋、皮大衣，勇敢地追赶了半个钟头，把三个小偷抓到了警察局。也许，巴黎人崇尚艺术，用车着装都很随意。在街上，可以看到最新式的现代汽车，也跑着四五十年代的老爷车。巴黎的时装是世界闻名的，但人们的穿着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我们从里昂返回巴黎时，当了一回“老外”。我们上错了一趟火车，等我们匆忙下车时，去巴黎的火车已经开跑了。退票不成，急得没了辙。看到半小时后有一趟开往巴黎的列车。我们便上了这趟车。查票时，说我们的票不对，非让我们下车。我们明知道是怎么回事，却以“老外”的身份装了一次糊涂。检票员说：“这趟去巴黎的车与那趟去巴黎的车，不是一回事。”我们便问：“法国有几个巴黎？”检票员回答：“只有一个巴黎。”我们又问：“是不是你们的首都。”他答：“是。”我们说：“那没错，我们就是去首都巴黎。”法国人碰到“老外”，没办法，摊摊手，不管了。当我们安抵巴黎时，等候在火车站的迈来赛小姐喜出望外，她说：“送你们上车站的人明明说你们是乘上一趟列车的，接了个空，我心急如焚，生怕三位中国朋友失踪了。”她一一拥抱、亲吻了我们，以这种法国式的亲密礼仪，表达了她的喜悦之情。
登铁塔是最难忘的。法国《队报》总编辑偕夫人，在铁塔二层餐厅宴请我们一行。黑色大理石餐桌，黑色玫瑰，暗淡的烛光，而窗外的夜巴黎却是灿烂的灯火海洋。法国文学大师巴尔扎克有一句名言，“巴黎是一个海洋。”出访巴黎前，我不理解，现代都市巴黎跟海洋何关？游览巴黎之后，除了巴尔扎克的这句名言之外，我几乎找不出更恰当的语言来描述它。
的确，巴黎是名副其实的一个海洋：建筑的海洋、艺术的海洋、汽车的海洋、鲜花的海洋、时装的海洋、餐馆的海洋，也是自由浪漫的海洋……
站在幽暗的铁塔餐厅里，望着迷人的夜巴黎，遐想无限。那矗立着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西岱岛，面积不到半平方公里。而巴黎正是从这个小岛的一个小小的城镇——吕戴丝发展起来的。正是法国人创造了巴黎这座世界名城，创造了令人神往的人类文明的海洋。
半个月的法国之行，我的双眼犹如摄像机，贪婪地摄下在花都巴黎所见的一切。我写巴黎的文稿，题目就叫《艾菲尔铁塔上的遐想》。回到北京之后半月有余，这篇文稿便由北京寄往巴黎。
从东欧到西欧
1987年，我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员，随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出访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当时，东欧和苏联的发展相对滞后。我们送给苏联《体育报》总编辑一个普通收音机，他就激动得不知回送什么礼物好，一会儿拿出一包红场的土，一会儿拿出几本书，最后找出一盒莫斯科城徽，才算比较满意。他说：“只有送它才能表达我们的谢意。”在我的印象中，一般人在生活消费方面水平不高，照相机能照就行，汽车能跑就行，电视能看就行，别墅能住就行，而到了联邦德国，却是另一番印象。下了飞机，不用自己过海关，有人把我们引进休息厅，不到10分钟，我们已上了等候在休息厅外面的汽车。这种出海关的速度，我在其他国度还从未见过。
来机场接我们的是刚出品的三辆奔驰500。司机是三位特警。他们利用休假当司机赚钱，想到中国旅游。车速每小时240公里，像飞一样快，但很平稳，车好，路也平坦。途中，他们让我们吃午餐，自己吃快餐。他们说：“你们慢慢吃，坐飞机去慕尼黑。我们在慕尼黑机场等你们。”主人怕我们坐车坐腻了，让我们改乘飞机。当我们飞抵慕尼黑机场时，三辆奔驰500已在那儿等候我们。
这就是德国人的惊人速度和效率。
导游送我们每人一件纪念品——慕尼黑城标。这城标竟然是一个铜制的小和尚。导游说：“这座拥有130万人口的城市，原来是一个僧人聚居的村庄，所以它的城标是一个僧人。”
有意思的是，原先僧人聚居的地方，如今却是一座闻名世界的啤酒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座城市已基本炸平，眼下的现代建筑都是战后兴建起来的。啤酒公园，是慕尼黑三大名胜之一。据酒店老板说，慕尼黑居民平均每人每年要消耗啤酒150公升。当啤酒节来临时，男女老少汇集到啤酒公园开怀畅饮，那场面真是热烈壮观。
在一座啤酒屋里，主人送我们每人一个啤酒杯，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它的来历、故事。我们送给主人一幅中国彩墨画，何振梁也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宣纸、毛笔和墨……
联邦德国体联主席，记者出身，他送何振梁一座舵手的钟，送给湖南省体委主任李茂勋两个钱包，而送给我这个同行一把电动剃须刀。他笑道：“你常年东奔西跑，最需要这个……”送礼，也体现出德国人的严谨。
从东欧到西欧，仿佛是两个世界。
拉斯维加斯观赌
1991年三四月间，中美合资长城彩色图片社在美国开董事会。美方的两位董事加上中方的三人，一共五人，从洛杉矶驱车420公里，直奔世界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
我是头一回去美国。出国前，朋友们都说，到美国应去赌城看一看，没有到过赌城，就等于没有去过美国。我至今也弄不明白，董事会为什么不在旧金山或者洛杉矶开，而要跑到沙漠之城开。
赌城坐落在沙漠深处。拉斯维加斯的名字，是墨西哥人起的。1829年，他们在这块沙漠地上发现了泉水，就起了这个名，意思是草地。1855年，30名摩门教徒来到这里垦荒，住了三年，最后只留下几座破木棚，落荒而去。1860年，一群淘金者在这里建立了“拉斯维加斯庄园”。20世纪30年代，在附近修建了胡佛水库，游客不断。为了招揽生意，这里开了赌馆。从此，赌馆一座接一座建造起来，而且一座更比一座辉煌、奇特。这是一座完全靠金钱堆起来的沙漠之城。
我们下榻的旅馆叫哈密嘎，有1500个床位，但已预订一空，以致有一位临时加入队伍的陈小姐没房间住。美国教授邀她住一屋，她不愿意。夜间，她只好在赌场观赌通宵。观赌可以，但不允许落座。只要一坐下，就有警察过来干涉。赌城的住宿费比美国其他城市都便宜，每人24.5美元，还免费提供一顿正餐、一张节目票和两张酒票。
我们在赌城住了两宿。开了半天董事会。会未散，林教授的赌瘾已经上来了。他说，他每年都来赌城，而每次都输二三千美元败兴而去。
我没有统计，赌城究竟有多少家旅馆。入夜之后，几十座、上百座旅馆都灯火通明。这里的建筑五花八门，奇形怪状，但都豪华艳丽。灯的屋顶，灯的窗棂，灯的大门，灯的街道，千万盏灯火把赌城装扮成不夜城。在夜间照相，不用闪光灯，因为这里亮如白天。我转了几家旅馆，每家的一层，都是赌场。我无法弄清，这里有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参赌者。这里没有硝烟，但这里是世界赌徒们的战场。到处是赌徒，到处是赢家的欢叫和败家的悲叹。输家肯定比赢家多。一家欢乐多家愁。到处可见输红了眼的满头淌汗的输家们。
吃过晚餐，便要去观看歌舞节目。但我们找不到林教授了。这两天，他的赌运不错，已赢了三千多美元。每次败兴而去，这次却要得意而归了。这是林教授赌史上空前光耀的一次。我们一家赌场一家赌场地寻找他，最后总算找到他了。只见他汗流满面，狼狈不堪。他说：“痛快了，把赢的三千美元输回去了，又倒输了三千多美元。”
我们每人拿50美元试试手气。没想到，不一会儿，就赢了好几百美元。这么好赢，就多赢一点吧！到后来就输了，不但赢到手的钱输回去，就连老本也打了水漂。
赢了还想赢，输了不甘心，最后输红了眼……这就是赌徒的心理。
在成千上万个参赌者中，许多游客只是偶试手气，尝尝赌徒滋味而已。像林教授这样的参赌者，也算不上是真正的赌徒。这里有数不清的职业赌手。他们操纵着赌场，主宰着赌徒的命运。
从赌城到大峡谷，行程420公里。
伫立在大峡谷顶部，放眼望去，峡谷起伏跌宕，千变万化，像城墙，如断崖，奇景迭现，有一种无形的巨大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不停地冲击着我。它与我们刚离开的赌城截然相反。拉斯维加斯太多人工雕琢，太多悲欢跌宕，而大峡谷天然、苍茫、伟大，给人无穷的感念和想象。
玫瑰·裸浴
应《起点报》之邀，1989年8月1日—16日，我们访问了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傍晚离开莫斯科时，还穿裙子、短裤，当次日凌晨2时45分抵达索非亚机场时，却进入了一个寒冷的世界。
《起点报》总编辑顿斯基、副总编日切夫和兰格洛娃来机场迎接，送我和随行女记者刘斌两束吐放着清香的鲜花。顿斯基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他说：“白天下了场雨，索非亚突然降温了。”
索非亚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
从我们下榻的索非亚饭店望去，那大教堂的圆顶，闪烁着耀眼的金光，它周围的古建筑群端庄又别致，而广场中间那座亚历山大二世的青铜雕塑，又给人带来一种奇异的遐思。沿着黄色砖石铺设的俄罗斯大街前行，有一个街心花园。这座花园，是艺术家出售艺术品的市场。再往前是季米特洛夫陵墓和皇宫艺术博物馆……
顿斯基亲自陪同我们游览索非亚。在索非亚饭店宴请我们时，他介绍了这次访问的日程安排。
他向我们介绍全程陪同的两个人：老司机和女翻译。
老司机满头银发，风度不凡。他是《起点报》的元老，沿途起居生活都归他管。翻译奥嘉四十多岁，父亲曾在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奥嘉从十多岁起就生活在北京，对中国特有感情。如今，她是保加利亚有名的女翻译家。她喜欢艺术，谈吐幽默。有一回，她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
“一位美国人到中国饭店吃饭。她带去了一条小狗。她不会说中国话，她指指自己的嘴，然后又指指她的小狗。服务员拉走了小狗。美国人吃完饭，翘起大拇指赞扬味道鲜美。这时，她问服务员要小狗。服务员迷惑不解地学狗叫了两声，然后指指美国人的嘴，那意思是告诉美国客人，狗不是宰了，给你吃掉了吗？美国人哭笑不得，半晌说不出话来。”讲述时，奥嘉吐字很慢，但表情非常认真。
我们禁不住出声地笑了起来。奥嘉自己没有笑，又补充道：“我想，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它却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语言在沟通人们的思想感情上，是多么重要啊！我深感自己的中文水平不高，前年又到北京语言学院进修了半年。以后还要去中国学习。我这回跟你们在一起，就是学习的好机会。请你们当我的老师……”
这是一次真正的保加利亚之行。先是送我们去旅游胜地——里拉山风景区。从索非亚出发，行程120公里。然后，又从索非亚去保加利亚的第二大城市普洛夫迪夫，行程145公里。这座城市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新城与老城截然分开。老城的石板街、古建筑、古院宅中的古文化，一概原汁原味。而新城全是现代建筑。我们访问的第三个城市叫卡赞雷克，是翻译奥嘉的家乡。这是有名的玫瑰之都，但我们未见一朵玫瑰。奥嘉说：“如果你们六月来就好了，每年六月都有玫瑰节，小城到处有玫瑰，恐怕玫瑰香味都会使你们醉倒。”奥嘉从商店里买了几支用雕花木盒装着的玫瑰香水，送我们，说：“带回中国去，每当闻到香水味，便会想起我的故乡小城——玫瑰之都。”
离小城几十里有一座山，是一座将保加利亚隔成一南一北的高山。山巅有一座雄伟的烈士纪念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陪我们去参观。拉达车不大，我们怕挤着这位身材高大的老将军，就请他坐前排司机边上的位子，但他非坐到后排中间的位子。他说：“一生中，有两个位子我是不让的，一个是我的工作位子，一个是坐车的中间位子。”伫立高山之巅，他大声地说：“保加利亚的胜利，经历了八十一次起义，三代人作了牺牲，付出了血的代价。”顿了顿，他又说：“一切牺牲，都是为了后人今天的幸福。”他采撷了一朵紫红色的月季花，送给我的同行刘斌，并朗诵了一首诗，“鲜花要带露水，美酒要有浓郁的香味，人们啊要趁年轻时光相爱……”一位严肃、幽默而又个性强烈的将军！
从玫瑰之都到我们旅程的最后一站——瓦尔纳，行程300多公里，拉达奔跑了五个多钟头。这里濒临黑海，八月正是游人如潮的季节。
顿斯基在TOTO彩票中心等候我们。他说：“这里的金沙滩最有名，先下海吧！”
我们穿着游泳衣裤向海滩走去。
“这里是裸泳，如果你看不习惯，请你闭上眼睛……”奥嘉不无幽默地对我说。
看不到边的海滩，到处都是彩色斑斓的遮阳伞。海滩上，躺满赤身裸体的男男女女，这是“裸体天堂”。
只有我们一行三人身着泳装，人们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们。
我从小在池塘里泡大，自恃水性好，到了黑海，想露一手。下海就游，游出不到500米，已感疲累，转身往沙滩游去。可我身边的两位女子——奥嘉和刘斌，却正轻松自如地游向大海深处。本来还想“英雄救美人”，看来她们的游泳水平远比我强。后来才知道，他们都在业余游泳学校训练过的，比我专业。
当我们躺在TOTO的遮阳伞下休息时，我问奥嘉：“裸泳，你怎么还穿泳装呀？”
她说：“不都为了照顾你们呀！”她用挑战的语气说：“只要你脱，我马上就脱。”她冲我的女同行狡黠地笑笑。
我还是没有这个勇气。他们也不再说什么，只是相视而笑。
茫茫南戈壁
列车没日没夜地奔驰了三十多个钟头，终于在一个宽阔的大山谷里停了下来。山谷之城乌兰巴托就坐落在这里。
我们只在首都住了一宿，便去南戈壁。南戈壁在蒙古十八个省份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少，有七百公里与我国接壤。这里以畜牧为主，山羊的头数在全国占第二位。这里有许多全国著名的艺术家。壁画、雕刻及印染术都有悠久的历史。
在蒙古，下午四时商店便关门。到了五时，便没有吃饭的地方。主人摊摊双手，说：“真抱歉，没有饭吃了……”头一回，没有饭吃是在乌兰巴托。好在，我们从北京带去了方便面，略可充饥。第二回没有饭吃是在南戈壁。我们只好喝水充饥。第二天，我问主人，昨天晚饭，你们吃什么？他们说：“喝了两个。”意思是喝了两瓶白酒。我笑道：“你们以酒充饥，我们以水充饥。”
南戈壁的草原是迷人的。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像脱缰的野马飞驰。草原上的路是汽车压出来的，雨后道路泥泞，坎坎坷坷的。车子剧烈地颠簸，身子时不时弹到空中，头撞到车顶。司机尽可能躲避着障碍物，绕过草包和四处乱窜的小旱獭。
雨后的草原显得格外美丽，彩虹成半圆形架在碧空，绿色原野一望无际，开满了色彩斑斓的野花。空气清新，弥漫着青草香味。阳光把远处的山峦勾勒得层次分明，草原像一块块翠绿、墨绿的地毯，无穷无尽地向远方伸展开去，湛蓝湛蓝的天空飘动着洁白的云朵。看上去，犹如一幅色彩丰富的油画。
在禁猎区——瑶林山口，矗立着一座白色的建筑。外走廊上，陈列着十多个洁白如雪的羊头和羊角。这是一座博物馆。馆长多布钦达瓦，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油画家。他握着我的手说，“你们是第一批到这儿访问的中国客人，我感到很荣幸。”当他知道我会画中国画时，慷慨地把一小幅油画原作——晚霞中的几头骆驼送给我留作纪念。
瑶林山口风景优美，它那高大的山峰和潺潺的流水，在茫茫戈壁滩上是那么诱人。耸立的高峰上时时有黄羊跑过。我们曾在草滩上追逐过一只黄羊。眼看要追上了，黄羊一转身又飞跑去另一个方向。那惊心动魄的情景，是我此生中头一回碰到，至今回想起来，还是那么历历在目。
远处有一群放养的马。吉普车开到跟前，从蒙古包中出来一位名叫布杨呼的身材魁梧、满面红光的中年男子。他的身旁，站着一群孩子。
“我有七个娃，六个是儿子，其中三个参加过赛马，夺过六枚金牌呢！”布杨呼自豪地将孩子介绍给我们。他又拉过一个最小的，拍拍他的肩膀，说：“他才五岁，我最小的儿子，这个月就要去参加比赛了。”
像变魔术似的，一会儿功夫，这小家伙已焕然一新：头戴白色的印花小帽，胸脯在绛紫色袍子下挺得高高，脚蹬一双小黑马靴，样子神气。他提着一条马鞭，和哥哥们一起走向马群。
百来匹骏马正懒散地吃着青草，看到来客，立即警觉地围到一起。几匹剽悍的马儿拴在桩上，见到主人，高兴得昂头长鸣。
布杨呼一声令下，四个儿子跳上坐骑，一扬鞭，马儿向草原深处奔去。三个哥哥是老手，个个动作潇洒，快马如飞。他们在前后左右保护着小弟弟。他们骑得那么敏捷、矫健、轻盈。我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父亲笑了，笑得那么自豪。他大手一挥，“来，我给你们套马！”
他迅疾地飞上马背，手握长长的套马杆，向马群疾驰而去。布杨呼矫健的身影随着马儿的飞奔有节奏地跳跃着，套马杆的绳索随风飘舞，像一条飞行的彩带。突然，布杨呼把身子压低，坐骑开始加速，他右手一挥，套马杆在空中飞快地划了个弧形，不偏不斜地套住了马头。布杨呼向后仰去，几乎躺在了马背上。马的性子很烈，拽着套马杆玩命地奔跑着。但它的挣扎无济于事，最后还是服服帖帖地成了布杨呼的猎物，仰着头对着苍穹嘶鸣。
我们被主人高超的技艺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力量所折服。
女主人齐齐格端来马奶酒和奶酪，招待我们。昨晚饿了一顿，此时真有些饥肠辘辘。我喝了两碗马奶酒。
我正在草原上拍马照时，同行刘斌小跑过来，说：“我怎么浑身发热，整个人都想飞了呢？”
我瞧着她红得发烧的脸，问道：“刚才你喝了几碗马奶酒？”
她惊叫起来，“糟糕，我以为是马奶，肚子饿了，喝了好几碗……”
蒙古人好酒。翻译小白求我：“能送我两瓶二锅头酒吗？”不待我回答，便说出了讨酒的缘由，“我老婆在外地，有两瓶二锅头酒能调到乌兰巴托来……”
其时，二锅头酒也就十来元钱一瓶，北京有的是，不要说两瓶，送八瓶十瓶也没问题。可我们一瓶也未带呀！
“你们使馆有，想法子给我弄两瓶吧！”小白恳求道。
两瓶二锅头，成人一桩好事，何乐不为呢？
当我将要二锅头酒的事告诉我驻蒙古大使馆时，使馆领导提出了一个条件：“你给我们使馆人员作一个北京亚运会的报告。”
我为使馆人员讲述了刚结束不久的北京亚运会盛况，使馆送了我两瓶二锅头。
一年后，当小白来北京时，送我一架望远镜，高兴地说：“老婆调进首都了。”小白自己，也已升任蒙古体委国际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