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我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去印度新德里参加第9届亚洲运动会。

印度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新建的古堡式亚运村，深灰颜色，显得沉稳古朴。据说，运动会结束之后，这些楼宇就作为商品房出售。

从机场去亚运村，沿途是矮层的楼房，墙上爬满了红色的鲜花，成片成片的，很灿烂，很壮观，自然也很美丽。马路沿都用白漆刷过，显得干净整洁。印象中，新德里既古老又现代，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城市。

街上时不时可以见到水牛在漫步，三五成群，旁若无人地走着。人见它们要躲避，车见它们要让路。它们走到谁家，谁家就会喂养。当地人说，在印度，牛是一种图腾，被视为“神”，故满街行走的牛被称为“神牛”。这个奇观，只有印度有，别的国度尚没有见过。

开幕式在下午3点。2点40分了，我们代表团驻地还没有电视。我们都有些着急了，说是转播开幕式的，没有电视怎么直播呀！差15分3点时，印度工人送电视来了。3点钟打开电视，正在播放开幕式盛况。

后来才知道，印度限制电器产品进口，亚运会所用的电视全部是国产的。印度人的开发产品的自主意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记者们比较自由，去游览了名胜古迹泰姬陵。作为代表团秘书，我不敢擅自离开岗位。我只外出了一次，陪一位藏族田径队员去会见1958年外逃的父母。这是代表团领导交给我的任务。

藏族队员说：“他们肯定混得很惨，贫困潦倒。”

待见到面时，情况与他想象的完全不同。

会见是在我国驻印度使馆进行的。藏族队员的父母和亲戚们穿着讲究，看来生活并不像队员想象的那么差。

他们说了那年出逃的情况。风传共产党要杀藏民们的头，一煽动，他们就成群结队出逃。许多人死在路上，逃到印度的人也很苦。起先，他们修路，当苦力。过了一些年，因为勤劳有了一些积蓄，他们开餐馆做买卖。这个藏族队员的亲属就是开餐馆的。

见了我们，他们说：“现在，我们知道当年自己是上当受骗了。”他们后悔不应外逃，成了被人唾弃的“叛匪”。看到儿子长大成人，而且代表祖国到印度参加亚运会，他们感到自豪。

他们拿出厚厚的几叠钱送给藏族队员。藏族队员不敢接。他看看我，不知所措。

“收一点吧！”我说。

他收了一些。我陪他去新德里市场。他买了衣服、鞋之类的日常用品，把所收下的钱差不多花光。因为留着印度币，回国内也无甚用途。我观赏了商店里的印度铜器，各色各样的铜盘、铜像、铜孔雀，直看得人眼花缭乱。还有那些披挂在印度妇女头上、身上的纱丽更是美不胜收。我用随身带去的一点零用钱选购了一个精巧的小铜锣。这个铜锣，配有木制的锤子。一敲一声响，沉长悦耳。如果我有钱会买更多的民间艺术品，但手头只有那么一点零花钱，买下一件就心满意足了。

藏族队员非要送我一些钱，我婉言谢绝了。一分一毫，我也不能接受。这是我为人的原则。
我还想逛德里的艺术品市场，哪怕是民间日用品市场。这大概就是出于我对艺术的钟爱之故。但杂事繁忙，再也无此机会了。

11月15日，是印度的传统节日——灯节。

千万盏红灯点亮之后，德里变成了一个美不胜收的神奇的不夜城。

陪同我们的印度姑娘孟小姐，诚邀我去她家过灯节。

“到家里，才能感受印度灯节的气氛。你是作家，机会难得，我们去我家吧！”孟小姐的邀请是真诚的。

但我不敢。如果我的身份是记者，我一定会随她回家的。是“官员”，就得坚守岗位。擅自跑到一位印度小姐家去，万一团里有事找我，那可不好交待。

“我们就在亚运村边上观赏吧！”我只好这么说。

她埋怨我，但还是随和地陪我沿着亚运村周边看灯。一边看，一边跟我讲灯节的传说故事。

这位孟小姐，还有一位白小姐，都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她们是作为志愿人员接待我们的。

我们头一回相识，是在开往赛场的车子上。

坐在边上的孟小姐碰碰我，叫了一声：“鲁光先生，你好！”我惊了一下，我在代表团名单中叫徐世成。这个有姓名的小牌牌，就挂在我的胸前。

我故作不明白，问：“你叫谁呀？”

她笑道：“你就是著名作家鲁光先生，《中国姑娘》是你写的报告文学。装什么蒜呀！代表团谁不叫你鲁光呀！”

我指指胸牌，其意是我叫“徐世成”。

“我们刚从中国留学回来，欢庆中国女排夺冠时，我们在北大呢！我们读过你的《中国姑娘》。”

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我们的北京话讲得好，允许我陪你，好吗？”孟小姐说。

我自然高兴，对我这个既不懂英文，又不会印度话，而又极想了解印度的人来说，真是天赐良机。

有一天，我想去看中国女排决赛，问孟小姐：“你想去看吗？”

她高兴地说：“太好了，我跟你去。在北京为中国女排欢呼了半天，我连中国女排都没有见过呢！”

到中午12点，比赛还未结束。按理说，应吃中午饭了。我口袋空空，无法为孟小姐买饭，只好调侃道：“孟小姐，我的午饭在亚运村，你呢？”

她笑笑说：“不饿！”

我说：“如果你妈妈知道你饿着肚子在看球，会很心疼的。”

她稍带调皮地看着我说：“何止妈妈呢！还有我的未婚夫呀！”

我有些过意不去，说：“天天陪我们，耽误你们相聚了。”

“他在外地，不过，我们不像你们中国有户口限制。他随时都可以来新德里的。陪你们才半个月，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长着呢！”孟小姐很真诚地说。

说起婚姻，她说：“我家里尽是从中国带回来的摆设品，就缺一幅中国字画。鲁先生，你能不能送我一幅中国书画作品呢？”顿了顿，她又补充道，“当然，是你自己的作品。”

没有中国的毛笔和宣纸，怎么写怎么画呢？孟小姐跑遍了新德里也未弄到。最后，我找来一张大餐巾纸，用粗水笔写下了一句话，“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比喜马拉雅山高。”

她很高兴，说是结婚时中国货齐了。

临别时，我与孟、白两位小姐在亚运村里合影留念。代表团的人嫉妒，说：“鲁光太胖，不如跟我们照。”

孟小姐不无幽默地瞧瞧我，说：“印度有句俗语，胖人福气大。我们就愿意跟鲁光先生照相。”

我们都快上车去飞机场了，亚运村村长急急忙忙跑来说，印度总理甘地夫人派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和媳妇、孙子来给中国朋友送行。在印期间，我见过一回甘地夫人。我们正在餐厅晚餐，她来了。在亚运村门口，换乘亚运村专用车，总理也不例外。她端个盘子，自己挑了几样菜，坐到我们中间共进晚餐。今天又派儿子来送行，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

广播里说，亚运村里的陶器茶具可以带走作纪念。我选了一把茶壶、两只茶缸留念。几件陶器上都画有可爱的小象。将来见到它们，就会回忆起那些难忘的日子。

车到亚运村口，孟、白两位小姐穿着印度服装，来为我们送行。多彩的半透明的纱丽，包裹着她们的脸，披搭在她们的肩上，飘飘逸逸而来，简直像两个美丽的仙姑。白小姐送给我两本书：《甘地传》和《泰戈尔传》。孟小姐送了一只开屏的铜孔雀。我匆匆忙忙地为她们俩照了一张合影。

那些年，罗达成在《文汇月刊》当编辑，老找我约稿。我将在新德里与两位印度姑娘的相遇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就是《两位印度姑娘》。刊登时配发了我为她们拍摄的那幅合影照片。

在印度举行的第9届亚运会，中国的金牌总数第一次超过日本队，61比57。新德里上空每天都有五星红旗升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声回响。作为中华儿女，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特别是发生中印战争之后，两国是相当隔阂、陌生的。这面面五星红旗，这曲曲国歌，是中国的强音，使印度人对中国有了一个良好的新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