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60年代，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曾发出悲壮的感叹，“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他对篮、排、足三大球寄予厚望。元帅到场看球，与普通观众就是不一样。传闻，有一回贺老总（当年的称号）到北京体育馆看一场中国女篮与苏联女篮的比赛。看到苏队中锋常常突破我队防线投篮命中，他急红了眼，对身边的人下达命令，派一个共产党员上去，盯死那个苏联队员……贺老总看球的轶闻，成了美谈。我刚跨进体委大门，便听到这段精彩的传闻，我不知道有几分真实性，但一个元帅为中国体育的落后而焦急万分的形象十分感人。

1980年，我已预感到一个体育运动的春天即将来临。第二年，1981年，我国足球队将参加亚洲锦标赛，我国女子排球队将去日本参加女排世界杯赛。这是两个国人瞩目的大赛事。其时，我任职国家体委宣传司教育处处长。我决心下队去，了解这两支队伍的思想状态。无论胜败，都得给国人有个交待。

1980年夏天，我在秦皇岛开会时，遇到过中国女排和中国女篮，她们在那儿夏训。有一天，我去看望女排主教练袁伟民。刚聊了一会儿，楼下传来女篮姑娘们的挑战声，“有种的，下来！”

袁伟民笑道：“昨天，女篮与我们女排打了一次海战，我们女排赢了。女篮不服气，打上门来了。”

说话间，早有准备的女排姑娘们穿着泳装下楼了。不知哪位女排姑娘边走边喊，“谁怕谁呀！今儿还让你输！”

这是一个风雨天，海浪很大。袁伟民、邓若曾两位女排教练当裁判，两队姑娘开始打“海仗”。其实，就是一堂训练课。两个姑娘站两边——球门，谁进球多谁就赢。有的女孩还不会游泳呢，但她们前仆后继，厮打到一起。场面壮观极了！我站在沙滩上，吹着海风，淋着大雨，饶有兴趣地“观战”。我是这场海战的唯一观众。

“这种玩命的拼搏劲儿，要是用在国际比赛中就好了。”事后，我颇有感触地说。

袁伟民说：“老鲁，你去湖南郴州看我们的训练吧！你会更了解我们的。”

第二年春天，我如约去郴州。火车半夜才到站，领队张一沛来车站接我们。

在北京时，陈招娣曾对我说，“我们的训练基地在公园里，公园一角关着一群残疾猴，瞎眼断腿的。训练基地也有一道铁门，我们像一群猴子似的，满地滚翻。耍我们的便是袁、邓两位指导。”

一大早，我先去公园见证了那群残疾猴。吃过早饭，去训练馆，看女队员们的训练。男陪练陈忠和站在高凳上，居高临下使劲往女队员身上扣球。那球又快又狠，女队员都闭上眼睛去接，球打在身上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青一块红一块。为了壮胆，女队员们叫喊着冲上去接球。叫喊声、球落地的咚咚声，听了都让人胆战心惊。
队长曹慧英说：“我们和苏联队比赛时，隔网看苏联女队员的腿都比我们的腰粗，她们的大力扣杀威力太大了。我们输过一局，0比15。不这么练，怎么对付她们呀！”

理智上，她们明白，必须这么苦练，但又特别怵这么练。

杨希在训练时，突然喊了一声，倒地双手捂着腿。肌肉拉断了，眼见大腿鼓起一个大包。卧床休息时，我去看望她。窗外春雨绵绵。她好像见了亲人似的诉说着心里话，“我从来不让妈妈来看训练。如果她看到我们练得这么苦，非拉我回家不可。”离宿舍不远的训练场上，时时传来队友们的叫喊声和球撞击地板发出的咚咚声。杨希说，“平日里就盼望能有半天休息，可真躺在这儿，心又飞到训练场上去了，不练心里着急呀！”

队长曹慧英，27岁，是一位成熟的老队员。每次训练下来，总是疲惫不堪。一位观战的妇女观众上去拉着她的手，同情地说：“你多像祥林嫂呀！”曹慧英急忙说：“你别这么比呀！祥林嫂是被旧社会逼的，我是自愿练的。”
国家队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口号，“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60年代中，日本队教练、“魔鬼”大松博文，被请来对前一代女排队员进行过“极限”训练。练得你练不动了，恨不得死去也不想练了，但还得练你。残酷之极！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年青人一代不如一代。我大不以为然，眼前的女排姑娘便是佐证。为了祖国荣誉，她们牺牲了多少？不能与家人团聚，不能与恋人花前月下，成年累月死去活来地苦练……她们是大有抱负的一代。她们正在冲击世界排坛的高峰——世界冠军。她们这么努力地付出，应该拿下那个朝思暮想的桂冠。即使一时拿不下来，也应将我所见的实情，告诉关心她们的全国读者。

“我这次到队里来，一是了解队伍的状况；第二还有一点个人打算，写一写我们这支队伍。”我向领队和教练说出我来队的目的。

袁伟民将我的这个打算告诉了全体队员。

“你们要配合！”袁伟民对女排姑娘们说。

到队第三天，袁伟民对我说：“我看你已进入角色了。”

连日来，我都在训练场看训练，天天为女排队员捡球。

“没有进入角色，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袁伟民一再给我鼓励。

半个月里，我找女排的每个队员访谈，也找两位主教练、领队张一沛、陪练陈忠和、医生田永福采访。一般采访都很顺利，只有四川姑娘张蓉芳成了难点。她是一个特有个性和故事的人物，是非采访不可的。但我故作沉着，一直等待她给时间。直到队伍要开拔去香港的当天中午，她才对我说；“你不是要找我谈吗？现在就谈吧，我只能给你一个钟头时间。”

开始访谈时，已是上午11点，12点就要吃午饭。

“你对我这个人怎么看？”张蓉芳不愧为四川辣妹子。

“你挺傲的。”我一开始说，便揭她的毛病。

“你才来队里几天呀，怎么也说我傲呢？”她有些惊讶地诘问。

前些日子，队里正整她的“傲气”。我有耳闻。

“我见过的名运动员、世界冠军多了，还没有一个人像这么对我不客气的。”我毫不留情地数落她。“打”完之后，我才表扬她，“不过，你很直爽。换个人也可以不这么直说，等谈到一个钟头时才说，哎呀，该吃饭了……”

见我这么说，她的有些激动的脸平静了下来。

“你打球时，老眯着眼。是不是那样精力集中，看球看得准些？”我说起对她打球时的印象，她的话匣便打开了。

“到12点了！”我抬起右手看看表。

“再聊下去吧！”她的话停不下来。

我们一直聊到午后一点半，才一起去饭堂午餐。

其实，她并不傲。她是个爽直的川妹子。从怵她，到喜欢她。我们的交往朝着深处发展。

我国评了那么多届“十佳运动员”，中国女排因为有队长孙晋芳、铁榔头郎平上榜，张蓉芳一直无缘添列“十佳”。

有一天，我经过国家体委训练局门口，突然有人从背后打了我一拳，回头一看，张蓉芳正笑眯眯地看着我，“鲁老师，好久不见了。”问候中，透出一股亲热感。

“又评十佳运动员了，你应该当一次。”我说。

她显得无奈，摊摊手，说：“又不是我想当就当的啰！”

“我为你写一篇文章，为你拉一次选票。你怎么也得当回‘十佳’。”我说得很真心很实在。

我作了一些补充访谈。她甚至拿出她从不外泄的日记让我阅读参考。

不几日，我的上万字的长文《投她一票》在国家体委机关报《体育报》上刊登出来了。发表前，编辑征询我的意见，这个标题有拉票之嫌，是否改一下。我坦诚地回答：“此文就是为张蓉芳拉选票写的。”编辑一笑，也就同意了。
一日，我去体委机关边上的体育馆路邮局寄信，遇到几个年青球迷在填写“十佳”选票。

“投张蓉芳一票吧！昨天，鲁光在报上发表了写她的长文，她准能入选。我们猜准了，就有望得奖。”一位年青球迷说。

其他几个球迷连声说：“言之有理。就填张蓉芳了。”

我暗暗高兴，文稿还真起作用了。

但不同的声音从北京、四川传来。

北京是郎平的家乡。北京球迷担心评上张蓉芳会使郎平落选，因为“十佳”总共才评十人，女排不可能占过多的名额。有道理！

四川的球迷也不领情，他们来信说：“我们张蓉芳本来就应当选，用得着你为她拉选票吗？”言之也在理！

张蓉芳终于高票当选“十佳运动员”。老天是公平的。我虽然“里外不是人”，但内心高兴。作为记者，就应仗义执言。正如我父亲所说的，心里要有一杆“公平秤”。

这些都是后话。在郴州采访时，我最成功之举是借阅了女排队员周晓兰的日记。

日记，无疑是“隐私”。何况我是一个男人呢，怎么能看姑娘的日记呢？

我当时只是考虑，写女排队伍的成长，最好能了解一个女排姑娘的成长过程。那日记，是最好的佐证。

我听人说，上海姑娘周晓兰爱读书，文笔好，而且有记日记的习惯。借阅日记，我是不敢贸然张口的。我试探性地问晓兰：“有一场比赛的具体情节，我搞不清。不知你日记中有没有记载？”

“有的，我记过。”晓兰很坦诚。

“能否借我看一下？”我说。

坐在一旁的郎平口直心快，帮队友回绝了，“那怎么行呢？日记有隐私呀！”

我的心凉了半截。

“鲁老师，我将那几页给你折出来。明天早上还给我。”没有想到晓兰这么通情达理。

吃过晚饭，她将日记本交给了我，说：“我看电视去了，我们约法三章吧！”

“你说吧！什么条件，我都会同意的。”我说。

“第一，只有你自己看。第二，不能往外说。第三，不能公开引用、公开发表。”

我急忙点头。

“拉钩！”晓兰伸出右手的小指。

我们拉了钩。

没有料到她的日记写得那么好。我先将她折出来的几页读了，受益匪浅。一个女队员对一场赛事的描述，细腻、真实、生动。靠回忆，是达不到那种效果的。我忍不住往后翻阅。除去赛事，她还写到了自己的家庭、理想、情感，还有初恋。太精彩了！透过一滴水可以看太阳。通过一位女队员的日记，可以洞察一支队伍的成长历程。

我一口气阅读下去，一直读到黎明。队员们起床了，出操了，进训练场了。我才合上那个小小的日记本。我摘抄了数千字。一点也没有疲劳之感。这个不眠的春夜，为我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我是个守信用的人，我一直遵守着我们的拉钩时的约法三章。

作为一个记者、一个作家，那么精彩的日记，一句不引用是做不到的。但引用之前，必须征得日记主人的同意。不过，我没有直接问她同意不同意公开引用，那样她势必会拒绝的。我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

有一天，我去训练局女排队员宿舍串门。一屋子的人围着我，问我写到哪里了。

我说：“在写《爱情啊，请你晚一点来！》这一段呢！”

这是最敏感的一章。姑娘们的爱情故事，我都略知一二。她们谁都怕写到自己。

我说，我写了一个女排姑娘初恋时的内心独白。我带感情地背诵起来，“以前是自己孤身一人，到哪里都无所谓。现在不一样了，有个人牵着自己的心。要干一番事业，就必然得抛弃一些东西，作出一点牺牲。少见面或暂时不见面，也可以算是一点小小的牺牲吧！……人是要有点精神的。特别是一个青年人，要为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去奋斗。如果整天沉浸在绵绵的情意之中，就会丧失自己的理想，使精神空虚，甚至葬送自己的一生。要把爱情作为动力，更好地激发自己的干劲，更好地工作，这才是80年代青年应取的态度。……朋友，再见吧！任务的顺利完成，将会给我们以后的见面带来更加绚丽的色彩！让我们在广阔的天空里比翼齐飞吧！”

众姑娘惊叫起来，“谁呀？谁的内心独白呀？这么温情这么美……”

我的眼睛只盯着周晓兰，她没有跟着惊叫，脸有些红，低声地说：“这还写呀！”

别人没在意，我却听见了。

众姑娘嬉闹着散去之后，我没有走。屋里只剩下我与晓兰两人。她没有再提不能引用的事。我暗喜，这就等于她默认了。如若不同意用，肯定会不依不饶的。

我的老朋友、《当代》文学双月刊的杨匡满早就盯着此稿。本来，1981年第4期要发表。我赶不出来。我说，“不急的。女排世界杯赛在11月。我们发在10月份出版的第5期上就行。”

写作时，正逢盛夏，炎热难当。汗水与墨水一起流淌。我常常光着膀子写作。用了40天的业余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初稿。因为我是业余写作，每天8小时要去体委机关坐班。傍晚，我去宿舍边上的天坛公园散步。散步时，把白天的杂事从脑子里驱赶走，一个人边走边构思。散步回来，立即伏案疾书。当时居住条件差，一间屋，既是卧室，又是客厅，同时兼作书房。两个小女儿住一间，她们做完作业，书桌才轮到我用。每天写3个钟头。如果晚上休息早，第二天早晨写。妻子上班，孩子们上学之后，7时至8时，是一个黄金时段，可以静心写作一个钟头。

我们借了北京空军司令部一位老乡的一间半地下室统稿。责编匡满与我流水作业，花去3天时间，稿子就交到《当代》编辑部了。

中国女排是一代中国年轻女性的代表，故我将这篇报告文学名之为《中国姑娘》。

发稿前，匡满打来电话，“本来打算发头条的，主编秦兆阳不同意把报告文学放头条。头条要放小说。你看怎么办？”

“放刊末也无妨，发掉就行了。”尽管我对这位老资格主编的意见不以为然，但发在刊物的哪一条却真的不在乎。

谁也没有想到，1981年第5期《当代》因刊登这篇报告文学而走红中国大地，转载的报刊达数十家之多，像《北京日报》、《解放日报》、《羊城晚报》等各省市的主要报纸都以整版或3个版、4个版的大篇幅连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中央电视台决定拍摄同名电视连续剧，日本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日译本《红色魔女》，中学、职业高中、大学语文教材都将《中国姑娘》的节选或全文收入。

文化部副部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林默涵在1981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我的《一封感谢信》。

鲁光同志：

读了《当代》上您写的《中国姑娘》，十分感动。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我国姑娘们英勇搏斗、战胜劲敌的场面；读了您的文章，才知道她们是经过多么艰苦的锻炼，流了多少汗水和泪水，才取得这样的成果的。更重要的，是您写出了荧光屏上看不见的东西，那就是姑娘们的热爱祖国，为了给祖国争荣誉，之死靡它，不惜牺牲一切的献身精神。她们的心灵是这样高尚美丽，而能够发现、描绘和讴歌这种美的人，也一定是具有可贵的美丽感情的。没有姑娘们的英雄事迹，就不会有您的英雄诗篇，没有您的诗篇，人们也就不可能那样形象地深切地认识这些英雄们。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的伟大作用。看电视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喜悦的眼泪，读《中国姑娘》的时候，我又情不自禁地淌下了深挚的感激的眼泪。我们要有亿万个像“中国姑娘”那样的英雄儿女，我们又要有千万篇像《中国姑娘》那样的英雄诗篇。希望您写出更多更多这样好的作品来！

因为不知道您的地址，就让这封信公开发表吧。

《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张锲的长篇评论《民族魂  英雄志》。真是好评如潮，“洛阳纸贵”。

在神州大地，叫响了“中国姑娘”。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姑娘》印了3万册，全国妇联正好开全国会议，一下子就买走2万册，送新华书店只有1万册，运输途中“丢失”了一些，余下的新华书店员工发了一部分，真正上市的数量很少。人民体育出版社赶紧加印5万册。出版社胆子小，没有抓住市场，全国各地到处是白皮本的《中国姑娘》。我自己只留了两本。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见到日文本《红色魔女》后，给荣高棠打电话索要中文本。我在上海出差，高棠同志来电，叫我赶紧给邓大姐送一本去。这样，我自己只留下了一本，而且是第二次印刷的版本。许多朋友都以为我赚足了稿酬。其实，本人只收到《当代》和出版社总共1000多元稿费。当时尚无版权，《羊城晚报》属开放前沿，寄赠女表一块（电子）。日本文化出版社只送了两本样书。《中国姑娘》荣获第2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奖金1000元。当时本人沉醉在一种成功的喜悦中，稿酬之类的事，不计较。

1981年的深秋，是我文学生涯的丰收季节。记者、编辑纷至沓来，陋室的门槛都被踏破了。

《人民文学》的周明匆匆赶来，说，“这下坏了，编辑部的人都骂我，还说鲁光是你的老朋友呢，这么好的作品都没有抓到。怎么将功补过呢？你再写个报告文学给我们发吧！我是坐等取稿……”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上海《解放日报》、上海《青年报》都纷纷来约稿。一夜间，我成了一个文学“香饽饽”了。

此时，我手头有一个素材。袁伟民带队回国后，许多单位请他作报告。国家体委领导指定我与何慧娴帮他搞个报告稿。在国家体委训练局二楼袁伟民的居室，袁伟民滔滔不绝地讲赛前赛后的事情，又回答了我们给他提出的各种问题，讲了一个通宵。最动人的一幕是拿了冠军的当夜。在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庆功会上，那些平日里因承受了难以承受的大运动量而“恨”袁伟民的姑娘们，无不含泪向他敬酒。打完决赛被抬下场的陈招娣躺在使馆的一间屋里。本来打算在胜利之后，撴袁指导一回，以发泄积压已久的“怨”与“恨”，但此时一见袁指导进屋看望她，禁不住含泪说：“什么都过去了，冠军拿到了，敬你一杯酒吧！”袁伟民也被女排姑娘们的深情所感动，热泪充溢着这位中国男子汉的两眼。

“如果要写报告文学，题目就叫《敬你一杯酒》。”我感叹。我建议：“小袁，你的报告不用稿子生动，列个提纲就行了。”

共同熬过通宵的《新体育》杂志记者何慧娴同意我的建议，但告诫我，“谁也不要写这个文章。”

这么多家重要的文学刊物、中央媒体约稿，我不能不写。这就是同时刊发在《人民文学》和《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报告文学作品《敬你一杯酒》。

上海《青年报》的一位年轻人奉总编辑之命，专程坐飞机来京要稿。不给稿，就坐在家里不走人。我劝走他，但答应连夜写一篇稿子给他。我将采访日记整理成文，以救这个索稿之急。

欠了《人民日报》一份文债。待稍空之后，我为它写了万把字的报告文学《惊险之美》。写体操运动员李月久不平凡的运动生涯。

读者来信多得看不过来。不少女孩把我想象成有运动身材、戴一副眼镜的作家，示爱求爱者不少。有一位东北女孩写了一封又一封信，说她出嫁时，可以没有别的嫁妆，但她一定要带一本《中国姑娘》作陪嫁。她要我的照片。我回了信，用文字描述了我自己的形象，“我出生在江南山村，五短身材，肤色像农夫一样黝黑。”姑娘还是执意要求见面，而且径自来京。我们见了面。她才信了我的描述。

国家体委安排我去党校学习半个月，我才消停下来。《中国青年报》体育部的凌志伟又约我写一篇通讯，而且催着写。于是又有一篇名为《敲开世界冠军的大门》的长篇通讯问世。此文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登后，荣获当年的全国好新闻奖。

《中国青年报》正召开全国记者会议，凌志伟硬拉我去会上讲了一次话。这篇讲话，经他们整理刊登在《中国青年报通讯》上。记得在会上，一位年轻女记者提问，“鲁老师，你写作《中国姑娘》时，是否体委领导给你交底了？”
我笑道：“只要最后一个球未落地，就谁也不知道中国女排能否拿冠军。我是被女排姑娘们的拼搏精神所感动，自觉写的。无论她们能否拿下世界冠军，她们都值得我写，值得我颂扬。”

我写《中国姑娘》是夏天，发表是十月，而女排拿冠军是十一月。袁伟民行前读过文稿，他说：“写得很生动。但愿我们能拿下冠军。”体坛著名的“智多星”、当时的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认真而幽默地对女排姑娘讲过，“你们与世界冠军只隔一层纸，捅一捅就捅破了。”我在文尾，把徐寅生的话写进去了。文章发表后，还有个别领导说，“鲁光这小子胆真大，没拿到世界冠军就敢写这么大的文章。”大有兴师问罪之意。好在，中国姑娘们争气，把这个冠军拿下来了。依我看，拿不下来也无妨，我歌颂的是一种为祖国荣誉拼搏的精神。如果世界冠军拿不下来，《中国姑娘》只是不会产生那么大的社会反响，而就是一篇真实生动的文学作品而已。

“鲁光，鲁光，是靠沾明星之光而放光的。”我常常跟朋友们这么调侃。

报告文学《中国姑娘》轰动一时，又派生出电视连续剧《中国姑娘》。1983年春，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我的同窗），陪同名噪一时的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女导演蔡晓晴来找我约写电视文学剧本。又要“触电”了！我先是婉言谢绝，但我这个人耳朵根软，经不起人家一番好话，便应允了下来。不过，我有自知之明，写戏我没有“悟性”，故建议我的同窗好友、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加盟。汉元与沙兄一个班的，专程去上海动员沙叶新。

时间紧迫，蔡导一边物色演员，我与沙兄就一边构思剧本。

1983年3月初，剧组一行去福建郴州女排基地深入生活。上了飞机，我便对旁座的蔡晓晴说：“昨天晚上，赶稿赶了一个通宵，我先睡一会儿。”这篇稿子叫《两个印度姑娘》，是上海《文汇月刊》罗达成要的。罗达成是编辑中的“轰炸机”，对准约稿对象“狂轰乱炸”，逼得你赶紧脱稿。当蔡晓晴捅醒我时，飞机已抵达福州机场。

讨论剧本提纲是在杭州西子湖畔的一家宾馆进行的。长长的苏堤，成了我们散步聊天的地方。先由我写初稿。回北京后，我住进了工人体育场。住在隔壁的是蔡导物色到的第一位演员——山东话剧团的迟蓬。演员在等剧本，多急人啊！

国家女排实际上是一支职业球队。但当时不让提职业球队，只能说是一支业余球队。剧中的每个队员，都得有一个职业，工人、医生、售货员、学生……明明是一支长年生活在一起、训练在一起的球队，公开宣传却只能说是一支从各地来集训的临时队伍。这种人为的虚假，使剧本失去了真实感。我深感编造谎言的别扭和痛苦。我几乎失去写作的信心，几度打了退堂鼓。我给合作伙伴沙叶新兄写过一封信，流露了我的这种写作心态。

沙叶新兄十分焦虑，给我来了一封长信。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胖光”兄：

接到你的信，万分高兴。早想给你写信，就怕打扰你。因信中肯定要问及你的工作进展，即使毫无催促之意，但一问及此事，总会使你有催促之感。所以索性不去信，让你从容去写。可今日接你信，在高兴之余，又有点失望。慢，无所谓，慢工出细活，这我不强求你快，可你千万别撂挑子，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你必须将全部17集写完。这样，我们第二稿才有用武之地。

……

亲爱的胖光兄，我真心地相信你一定会写好，别迷信“剧作家”。剧作的一些技术，代替不了你丰富的生活和感受。你要为主！！！奋力去写，一定会写好，永远别失去信心，明白吗？

我希望你至少要搞到10集以上我才接手，否则我难以工作，后面大部分不知你写什么，我如何从剧作技术上加工？

说实话，你在信中的情绪是低调子的。我以为你的问题绝不是能力问题，是缺乏信心。我一直给你打气，怎么还是不足呢？你老实说，是否如此？

……

你说此次南行，算真正了解了我的为人。果如此，那“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其实我不是什么“大好人”，而是一个“有争议的人”。至今有一些有关我的流言，我只好听之任之，不去申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凡事只要问心无愧，不管别人说是说非。名利两忘，荣辱不惊，才是大彻大悟之人。你说是吗？

此次南行，你们对我和我的妻子太好了，衷心地感谢你们的照顾。你和蔡、蔺、朱才是大好人。与你虽多年不见，但同窗之谊未减；与蔡素昧平生，但一见如故。我喜欢与你们在一起，而且我深信我们几人能合作成功，相处得很愉快。此时此刻，我更想见到你们。

祝贺你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中了状元！在电视荧屏上看到小蔡领奖，看到老蔺领奖，就像我在领奖一样，真为你和他们高兴！

紧紧地拥抱你粗壮的身体！庞大的身体！

叶新  83.4.28

（注：蔡，指导演蔡晓晴。蔺与朱，指剧务主任和剧务。其时，蔡导演的《蹉跎岁月》获大奖。）

老同学的信，让我感动，也让我再无退路。我进入了创作痛苦期，先写出了前10集。这年的夏天，我和沙叶新到上海金沙的一家宾馆爬格子，他改前10集，我赶写后7集。

我们上下午各自“闭门造车”。每天傍晚散步。沙叶新的幽默几乎无处不在，跟他在一块儿成天充满笑声。他讲同事，讲自己的婚恋，讲他的爱妻，无不充满幽默感。他又很关心政治。他是一个既幽默又严肃的人。

关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老院长黄佐临介绍他入党的事，他反复征询我的意见。有一回，我们站在南京西路150号门前，就足足聊了两个钟头。当不当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事，他也写信征询我的看法。在那段时间里，他时不时便称我“鲁政委”。我想，这是对我表示信任的一种幽默称呼。我写书出集子，从不请人作序。原因是不愿“拉大旗作虎皮”，也不难为别人说好话。每次，都自己写几句话，当作序跋。唯独母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我出版纪实文学作品集《生命写真》时，我请沙兄作了序。他的序，讲的都是真话，而且言简意赅。在我的印象中，沙兄是一个颇为有趣的人物。年轻时，他是一介白面书生。他一度钟情于面部按摩，按摩过了头，使脸上的微细血管都显露了出来。还有一段时间，他沉迷辟谷，一个多月不吃饭，粒米不进，急得他爱人发了脾气，说：“有本事你示威游行的时候去绝食，现在天下太平了，你绝食干什么？想搞动乱呀？”辟谷42天，体重减了5公斤。不过，我见到他时，减掉的几斤肉早已长回去了。

对什么事，只要信了，他就执著地去追求，而且那么痴心不改。

他自己说，“我是一个大众开心果。”不错，他的幽默，给人们带来了笑声和愉悦。但这个开心果里面含的却常常是不开心。开心，留给别人，不开心，留给自己而已。

17集文学剧本出笼之后，蔡晓晴带领倪萍等一班演职员投入拍摄。中央电视台领导钟情“中国姑娘”这四个字，于是电视连续剧的片名也沿用了报告文学《中国姑娘》。这个片名最大的弊端是，观众时时拿真人真事与虚构的人物故事对号。前7集播出后，反应平平。后10集就没有投拍。其实，后10集比前7集精彩。蔡导不服气，老想再拍后10集，但未能如愿。如果说，报告文学叫响了《中国姑娘》，那么电视连续剧《中国姑娘》却打了一个哑炮。

题材是叫座的，沙叶新是名编剧，蔡晓晴是名导演，倪萍是名角，但这次强强联合为什么打造不出叫座之作呢？我常常寻思。我只能责怪自己太缺“触电”才华。至今，我仍然为拖累沙兄和蔡导还有倪萍而深感内疚。

从此之后，我是见“电”就躲，一次又一次地谢绝写作电影、电视剧之邀请。两次“触电”都“未死”，幸存了下来，但有时未死比死还不是滋味。人贵有自知之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