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电影制片厂派来了一位叫周新德的编辑。他一紧张便不停地摇头，我们就戏称为“摇头编辑”。他跟我们进山，吃足了苦头。不知什么缘故，后来责编换成了女作家李玲修。
提纲是在怀柔登山基地写的。山坡上有一幢小楼。我们占了一间。我们以潘多为模特，写一个农奴出身的女登山家的成长史。我与鼎华都是头一回“触电”，老被真人真事局限住，缺乏虚构故事的经验。再加上当时创作思想的束缚，提纲就一度陷入“难产”之中。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才思敏捷，写过好多篇体育小说。他是我们在文学界的一位朋友。向他讨救兵！老玛自己正在赶写一个“文革”故事片。但他讲义气，专门从草原赶到怀柔水库，与我们同吃同住，帮我们侃提纲。傍晚时，我们一起下水库。清清的水，托着我们，悠哉游哉，好不舒畅！老玛还用毛笔为我写了一张条幅，“鲁光文思如泉水喷涌”，用此激励我。
剧作家曹禺住我们的隔壁，与我们为邻。他正埋头创作《王昭君》。饭后散步时，也听我们侃写作提纲，帮着出出主意。他得知我是浙江人，便向我“请教”。他说，蒋介石有一句口头禅“娘稀屁”，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那是一句骂人的话。他说，弄明白了。他走时，把藤拐杖落下了。我收藏起来，打算回城送还给他。但一直没有机会，就珍藏起来了。
徐迟也来登山队采访。是《人民文学》编辑周明陪他来的。当时，他正构思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知道我们正写《第三女神》，便跟我们探讨起登山来。他说：“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陈景润攀登数学高峰，道理都是相通的。”不知是哪位朋友，为我们照了一张合影。这是我与徐迟这位前辈、同乡的唯一一张合影。过了一些年，我去武汉拜访过他。他说：“你回北京带东西多吗？”他从书橱里拿出上下两卷《托尔斯泰》，说：“这是我翻译的，送给你，就是太重了。”后来，他成了我们报告文学学会的会长，中国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第5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时，我们在京西宾馆等待相聚，却传来他跳楼自杀的噩耗。我失去了一位忘年交。
人们都怕“触电”。搞不好，会被“电”死。我们的命运还算好的。经过几番努力，《第三女神》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刊物上发表，并由厂长苏云批准投入拍摄。女演员张晓敏担任女主角卓玛。张晓敏当过田径运动员，气质颇佳。导演刘玉和带着演员们真的去珠峰拍摄实景。我们去北京火车站为他们送行。在5000米的雪山上，导演大声喊：“开始！”却不见卓玛从帐篷里出来。过去一看，才知张晓敏由于缺氧昏了过去。不一会儿，她自己醒了过来，站起身，钻出帐篷，跌跌撞撞地在雪山上奔跑着……当我听到摄制组到珠峰拍实景的消息时，内心真是激动。因为，这说明摄制组动了真格。
《第三女神》在全国公映，我们的第一次“触电”成功，但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部电影是在一个特殊年代写作、摄制的。动笔创作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创作必须依据“三突出”的原则进行，只能写高大全的英雄，不许写英雄人物的复杂性格，更不允许写英雄人物身上的毛病和不足。不许写“中间人物”，更不许写“爱情”。禁忌太多，几乎无法写作。当时，写登山题材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与鼎华兄脱产年余，写不出来是无法交差的。
谁也想不到，当这部电影即将开拍时，“四人帮”倒台了。
“要加爱情线！”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女编剧李玲修向我们传达了厂领导的意见。
在一部“无爱”的剧本中，要加爱情戏，真令我们作了大难。
当然，从内心来说，我们是高兴的。登山队伍中的爱情故事又多又动人。像女登山家潘多，一位农奴出身的藏族姑娘，爱上了地质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无锡人邓加善。他们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雪山上的帐篷中，很浪漫。邓加善曾对我说，“我这辈子有两件事是想不到的，一是搞登山，二是我这个江南人会娶一个藏族老婆。”但想不到的事，都发生了。潘多可心疼自己的老公了。她当人大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第一件事就是为老邓买中华牌香烟。1975年登珠峰那一次，进藏前队里有纪律，夫妻不能行房事，怕怀孕影响登顶。没有想到，潘多到了拉萨发现自己有身孕，只得住院做人流。两次突击主峰失利，女队员损失大。这时，潘多刚做手术一个月，便请战参加登顶。又是一个想不到，她居然与其他8位男队员一起突击登顶成功。
还有一位藏族女队员，曾经登上过海拔8200米营地，人很憨厚老实。后来，她因生活作风问题被队里开除。她怀孕后，肚子一天天凸了起来。队里责问她，是谁把她的肚子搞大的。她只说，夜里黑呼呼的，也搞不清哪个男人进来了。违反队规又不说实话，她被处分了。我们进藏时，得知她已回日喀则老家。到了日喀则，她来看望我们。她带来酥油茶，与我们一起边喝茶边聊天。多日不见，她像见到亲人似的分外亲。我还是禁不住问起发生在北京的那件事。这回，她一点儿也不隐讳事实真相，一五一十将那夜发生的事告诉我们，并且说出了使她怀孕的那个新疆男队员的名字。
“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出事实真相呢？”我问她。
“为了保护他呗。怕说出来，他倒霉。我自己一个人承担算了。”
多纯朴的一位藏家女啊！
“后悔吗？”我问。
她摇摇头，说：“不后悔。”
我深深地同情这个多情的女子，后来还跟登山队领导反映了她的实情和处境。
只要有人群的地方，便有爱的存在。在冰雪世界，在孤独的帐篷里，爱更浓，情更烈。
我们在男女主角身上加了爱情戏。但毕竟是后加的，不那么自然动人。
为了写《第三女神》，我们在怀柔水库登山基地住了数月，写出了初稿。又移师三十八军一个师部招待所忙了一个月。还去山东荣成海边的一个招待所改了一个月的稿子。最后修改是住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
在我的印象中，长影的速冻饺子是很好吃的。有嚼头，也入味。
在长影结识了不少人。顾笑言、袁运生、彭宁、鄂华、张笑天、宋振庭、李玲修、苏叶……
李玲修是我们的责编，从剧本写作到生活都给我们许多关照。长影的人都说我们老实。李玲修则到处说：“鲁光是从老实人中挑出来的。”
在这之前，我与李玲修已有一面之缘。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我与大诗人郭小川在北京体育馆路西口邂逅李玲修——一位靓丽的女子。郭小川介绍说她是诗人，可见她的才气不一般。我以结识一位美女诗人而高兴。渐渐地，我们从相识到相知，成了好友。
她喜欢写体育，常参加体育作家的笔会。中国体育报告文学研究会在成都成立时，我当选为会长，李玲修与会了。我们一道去九寨沟。去黄龙的汽车上，我们挨着坐。我知道，她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变故，离了婚。一个单身女子带着两个女儿，日子肯定过得很沉重，但她从来都是有说有笑，一派乐观样子。
她要我写一写她。一路上跟我说她的生活、创作情况。我问她：“两个女儿都你带……”她说：“为了不留遗憾。我要给她们一个母亲应该给她们的全部爱。”窗外，大雨滂沱。雨水顺着车窗玻璃不住地流淌。李玲修也流泪了。窗外大雨，女作家脸上泪水涟涟。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感人情景。
近些年，她客居广东布吉镇，一部接一部写书。可能赚了一些钱。她找我帮她去拍卖场竞拍名家字画。我陪她进过一回拍卖场。
那是嘉德的一次春拍。她拿着竞拍牌子。我说：“可以拍！”她举起了牌子。“八千，一万，一万二千……”她一直举着牌子不放下。我急忙告诫她：“快放下！放下！”因为报价已远远超过我们内定的价位。事后，她见到那场的拍卖师。拍卖师笑道：“一看，你就是头一回进拍卖场，哪有举牌不放的呢？”她将拍卖师的话告诉我时，自己笑得合不拢嘴。
说不清原因，我一直没写她。欠了她一笔文债。不过，她说写写我，也未见写出来。扯平了！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还结识了一位姓叶的金陵女子。一个大雪天，我去大门外寄信。一抬头，见楼上窗口有个女子向我招手。闲来无事，便上楼见她。
“鲁光，我没有结过婚。”开头一句便说她的私事。不等我有何反应，她又接下去说，“我一直说我结婚了，是为了防止跟我一起来的那几个人烦我。”哦，原来如此。
她介绍了她从事写作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中，她一个人钻进紧闭的图书馆看书，偷出一本《复活》，从头至尾抄写了一遍。她说：“我的文学底子就靠抄写《复活》打下的。”
她告诉别人已结婚，却跟我说了真话。也许，是她感到我为人厚道，相信我。
因为有这次相见，几年后我去南京出差时，到她家看望了她。传达室告诉了我她的真名。
她真的结婚了，生了一个胖娃娃。她自己也胖了起来。送我出来时，她说：“奇怪吧，我找了一个老头结婚。他与陆文夫一起，57年被打成了右派。我同情他，也爱他的才气……”
又是几年后的一个夜晚。当我回上海南京西路150号上海市体委招待所房间时，见门上贴了一张字条。“鲁光，你是北京的鲁光吗？如果是，请给806房间打电话。”未落款，但那字迹是她的。
果不其然是她。她来我的房间，长聊了一番。她问我，“写你父亲的散文《一杆红木秤》写出来没有？”多年以前的闲谈，她居然还记得。
“你再不写，我可要写了。”她用这种办法促我写作。
通宵达旦聊彼此的写作与生活。清晨，我冒着绵绵春雨，送她上火车。
“回南京，我寄几本我自己珍藏的书给你。”握别时她说。
她真的把书寄来了。苏联作家的《癌病房》。还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你是人世间的一片绿洲。我从处处需要提防的地方，到你的绿洲，可以放心地歇歇脚。”
断断续续的交往，就是一片纯情。
近年来，多多少少听到一点她的信息。离婚了，跟一个台湾人结婚了。在金华的新华书店里，发现她的一本散文自选集。我买了回来，翻读了一些篇章。还是她特有的那种风韵。
张笑天，当过长影厂的厂长，写了多部历史长篇小说。这些年，每次中国作家协会开全委会，我们都相见。老熟人，打个招呼，三言两语问个好。去年，他给我寄来了几本书，还寄来了一幅斗方的字“知黑守白”。他问我要“牛”。我写了一幅奔牛图，寄给他作留念。
……
应该说，《第三女神》不是一部成功的影片，但在写作和交往中，却得到了许多比这部影片更有价值、更值得记忆的东西。这是意外的收获。
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第三女神》的起因，是1975年中国登山队珠峰登顶成功。人民文学出版社派周明和杨匡满来国家体委组稿，成立了一个“三结合”创作小组。这个写作组由六个人组成，《体育报》副刊组的涂光群、中国登山队的曾曙生、篑树琪，还有我。编辑是周明、杨匡满。我们在怀柔水库的一个半岛上住了将近一年，天天与登山队员们在一起。其中，我负责九人登顶的章节。我找九位登顶英雄作了采访。登顶之路，各说不一。因为身在8700米以上的高山上，缺氧使他们的记忆失灵。我将九个人所谈的登顶路线的异同点加以分析，找出比较一致的说法。当中国登山队总指挥、著名登山家史占春审读文稿时，他感叹：“这条登顶之路的地形，你比我都弄得清楚。”这句话，是对我们采访深入细致的一种肯定。全书20余万字，定名为《踏上地球之巅》，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写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出版于“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之时，文中留有许许多多“文革”痕迹。不过，它已是“文革”之后可以马上出版发行的极少数几本书之一。
1975年，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迫第二次下台。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批黑画展，李苦禅、黄胄、黄永玉等一批优秀画家被打成黑画家，许许多多优秀作家被打成黑作家。全国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我们几个住在怀柔水库半岛上的文人，却呼吸着新鲜空气，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周明是个活跃人物，东家串西家跑，每个星期从城里回来，都会带来许多“小道消息”，悄悄讲述走访“黑线人物”内幕。
有一个星期天，周明又回城去了，我们留守孤岛，闲来无事，编了一个小剧本。一位也来登山队采访的年轻诗人，揭发周明与黑线人物的交往，其中不乏“攻击中央领导”的言词。我作为公正人物，为周明辩护，对年轻诗人说：“周明是好人，我们应该保护他……”可是群情激愤，非告他的状不可。我们将“演出”录了音。周一，周明又带来了许多“小道消息”。他正津津乐道地“透露”着。我悄声告诉他，“小心点！你听听这盘录音……”
周明听着听着，脸色变了，紧张地自言自语：“糟糕，这可闯祸了。”他望着我，“你是好人，可那小子不是好东西，怎么能这样呢？……”
事后，当周明知道，这是我们编造的一幕恶作剧时，才恢复了常态，捶打了我几拳，“好家伙，真吓出了一身汗。”
这段发生在怀柔水库的小插曲，烙下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深深印痕。记录于此，颇可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