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口好牙，洁白、整齐、坚固，至今已70余载，依然是“原配”。究其原因，是我母亲的遗传基因。她80岁仙逝时，满口好牙一个也不缺。
生命有遗传，精神、性格呢？一样会有传承。回顾漫漫人生路，对父母亲的思念就愈加强烈了起来。
父亲徐忠道，辈份大，村里人叫他“忠道公”。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我随叔叔称呼他为“大哥”。
母亲应小仙，排行老四，生性刚烈。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慈祥，母亲严厉。
我写过父亲一篇文稿，题目为《一杆红木秤》。《中国姑娘》的责编、我的好友杨匡满，爱不释手，将它刊发在他编辑的刊物《中国作家》上。
我为母亲也写过一篇文稿，题目为《写在母亲坟前》，收录在我的散文随笔集《随缘笔记》中。
一杆红木秤
——我的慈父
搬过几次家，别的物品常有更新，唯独这杆红木秤一直挂在我的居室的最显眼的地方。
它长不过盈尺，粗如拇指，暗红色。秤花是铜丝镶嵌的，秤钮是铜铸的，但都已被岁月磨去了光泽。秤钩是铁打的，细细弯弯的。秤砣，是生铁铸造的。上面有“贰拾斤”的字样，像一口扁平的铁钟，用一条细麻绳拴着，挂在秤钮上。那细麻绳是人工搓就的，悠悠岁月已磨掉它外表粗糙的毛茬。它挂在我居室墙头已30来年了，但那秤杆依然笔直笔直，丝毫未走样。这是一杆真正的公平秤。
它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托人捎来了这杆秤。在给我的那封信中，他叮嘱道，“做事做人心中都应该有杆秤”。信是用圆珠笔写的，字迹苍老而又歪扭，但每个字都浸透了深情，沉甸甸的。
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虽然那时我住的屋子很窄小，但我立马将这杆普通而又珍贵的红木秤挂在最显眼的地方，朝朝夕夕看着它。
我的父亲从小丧父，12岁就拜师学艺，挑着跟他差不多高的沉重的秤担，走街串村，过着漂泊的艰苦生活。从我记事时起，他已经在东阳县吴宁镇开了家小秤店。说是秤店，其实就是父亲和他带的一个徒弟两人干活。一家七口人，就靠他那双粗糙得像锉刀似的手养活。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生就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衫。黑粗布褂子，黑布鞋，常年总是这身打扮。自己舍不得吃喝，但招待客人却热情大方。我们住的小镇，是村上的人出门必经的地方。几乎每天都有他带过的徒弟和乡邻来投宿，少则一二人，多则七八人，楼上地铺常常是睡得满满的。一般都是粗茶淡饭招待，有时手头宽裕一点，他就叫我去对门买半斤一斤熟羊肉、咸带鱼，为客人加餐。至今我都觉得那熟羊肉和咸带鱼依然是下饭的好菜。
我读完小学，父亲就对我说：“跟我学做秤吧！”
“让我去考考试试，考上了也不读。”我对父亲说。
我还真考中了。发榜时，我名列前茅。但我还是信守诺言，老老实实地在家跟父亲做秤。
“去上学吧，有助学金的。”老师爱才，上门来动员我读书。我也真是生逢其时，1949年秋天，我所在的小镇已解放。改天换地，新中国成立了。
“我只管饭，那行，你就去读书吧！”善良的父亲是那么通情达理。
我去读书了，发奋地读书了。读完初中，又读高中，读完高中又去上海读大学。不过，在中学读书时，我每天回家都帮父亲干活，刨秤杆、钻秤眼、搓麻绳……父亲将他的手艺一点一点都传授给我。他总是那么善良慈祥。不过，有一回，他跟我发火了，而且火气大得吓死人。
那是一天傍晚，他用方天钳（像圆规似的）丈量我已钻好秤眼的一杆秤，量着量着，他的火气就上来了，大声呵斥我：“给我刨掉重做！”他把秤杆往地上重重一摔，“你这不是害人嘛，不想干活就别干！”
我太马虎了 ，斤与斤的距离不相等，差距太大，这样这杆秤的斤两就失准了。不过，我还是满肚子委屈，放了学，别人都做作业，我却埋头做秤，一口气做了那么多秤，到头来还挨骂。我哭了，伤心地大哭起来。但一边哭，一边还是刨那秤杆……
那天，我熬夜重新钻好秤眼，也不吃饭，就钻进被窝睡觉。
父亲热好饭菜，端了过来，恢复了平日的慈祥，对我说：“趁热把饭吃了。”说真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我顺从地吃完饭，父亲又为我端来一盆热水，让我烫烫脚。
这天夜里，我们躺在一个铺上，一直聊到很晚很晚。
父亲说，有一回，他给一家地主做秤。地主好酒好肉招待他。饭后，地主要求给他做两杆特殊的秤。那天晚上，他通宵失眠。大秤进，小秤出，这是地主理财的绝招。
“我不能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天未亮，我就偷偷地逃跑。地主家的看家狗狂叫起来，把主人惊醒，我被抓了回去，遭了一顿痛打……但这两杆秤，我还是不给做。我回村后，又告诉我的师兄师弟，告诉我的徒弟们，我们做秤的人自己心中就该有杆公平秤……”父亲的回忆，使我明白了他这天晚上火冒三丈的缘由。
到上海读大学，我就再也帮不上父亲的忙，而且手艺也荒疏了。我当了记者之后，父亲还遗憾地对我说：“假如你不上学，肯定会出落成一个秤师傅。”
一年365天，岁岁年年，父亲就坐在那高高的柜台前钻秤眼、钉秤花……背驼了，手指弯曲了，眼昏花了。他一生劳碌，只有一个愿望，什么时候到北京看看皇帝住过的地方……
我一直想满足父亲的这个心愿。1972年夏天，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之后，我们总算有了两间房子。我一直拿56元大洋，生活很拮据清贫。但我用父亲教会我的那点木匠手艺，自己打了一对土沙发。我对妻子说：“这沙发是为父亲打的。他来家可以有个软椅子坐坐。”但父亲总说活太多，抽不开身。后来，他告老回乡下住了，但身体又多病了，他得的是肺气肿，白天晚上咳嗽不止。他对母亲说：“北京，我也不去了。得这个病，去了不方便。”
1978年，父亲病危了一次。接到电报，我火速赶回家去看望他。说来也怪，我一回去，他的病情就轻了，生命又有了转机。
他坐在床上，对我说：“趁你回来，把家分了。”
按我们老家的风俗，分家时把舅舅请了来。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兄弟仨坐到一起讨论如何分这个家。其时，我们家经济还比较困难，欠了几千元钱的债务。
“我在外边，房屋家什一类，统统归你们，把债务分我一些就行了。”我先说。
“债是我们娶内家欠下的，应由我们自己来还。三间屋，给你留一间。你不住，父母亲住，万一我们的内家不孝顺，父母亲可以把它卖掉。”两位弟弟特讲情义。
在乡下，分家大吵大闹是常事。父亲见我们哥三个如此手足情深，眼里闪动着泪花。
两年后，我正打算随中国女排去湖南郴州，突然收到电报，父亲又病危了。可我已与女排姑娘相约，并已订好了启程的火车票。我想，再等几天看，也许会像前年那样转危为安的。我去了郴州，忘情地投入了采访工作。我打算写一写这些可爱的中国姑娘们。回想起来，我爱好写作，还与父亲有关。还在我孩提时，父亲就津津有味地给我讲故事。三国、水浒、济公、封神榜……我常常听得入了迷。读中学以后，我就自己去找这些书来读。常常是做完活，关上店门，父子俩坐在一盏油灯下各看各的书。一度，我萌生了写稿的愿望，而且想用稿纸写。小镇上是没有稿纸卖的，父亲就托人去金华城里给我买回来100张稿纸。我用这叠稿纸写出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篇小说，受到了语文老师的称赞，被贴到墙报上，供同学们阅读。如果父亲知道我此刻正在酝酿写一篇大文章，他不知道会有多高兴。我伏案疾书，向他表示问候，并把我的写作打算一五一十告诉他。
一个阴雨绵绵的春日，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我的面前。我拿着电报的手剧烈地颤抖了起来，我意识到不幸已经降临。果然，父亲这次是真走了，永远走了。“父病故，请速回”。弟妹们在电报中催促我。泪水如雨水般往下流淌。我责骂自己，真悔恨那种也许会转危为安的侥幸心理。我打算马上起程，但人们帮我计算了 一下路途，回到我的老家至少也得四五天时间，无论如何是赶不上父亲的葬礼了。我回了电报，但人未回去。
这次忍着巨大悲痛的采访，诞生了我的那篇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姑娘》。我终于写出了一篇像样的文章，这一点是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但母亲连续来了几封信，责备我是“不孝之子”。直到半年之后我回家时，她老人家还不能宽恕我。她哭着对我说：“你父亲临终前一直呼叫着你的名字，睁着眼睛不闭，等着你回来。他说：‘我不抽烟了，但世成给我带烟来，我还要抽一支……’你妹妹跪在病床前告诉他，工作太忙回不来。听完这话，他双眼就闭上了，永远闭上了……”
我为自己的不孝而深感痛苦，我责备自己，通宵不眠。天未亮，我就摸黑向埋着父亲的山岗走去。脑子里，还是昨天晚上母亲告诉我的那些事……
父亲死后，邻近几个村子的好几百人来为他送葬。这些村子的人大多靠做秤为生，每个村子都有父亲的徒弟，有他徒弟的徒弟，还有徒弟的徒弟的徒弟……他们从四面八方会聚到村里，为一代秤师送行……
“只有你这个老大不孝，不回来……”母亲的责备声，久久地在我的耳际回响着。
这是一座土坟，没有墓碑。坟上有新添的黄土，有几束未干枯的野花。
“父亲，我回来迟了……”话未出口，已泪流满面。我没有带香火香纸，但我带来了一本《中国姑娘》。我划着火柴，点着这本书……我想用这本书告慰父亲的亡灵。
书在晨风中燃烧着。我伫立在土坟前默哀，不知站了多久。我眼前浮现出父亲给我的那件遗产——一杆红木秤。心里蓦然产生一个想法——为父亲立一个墓碑，碑上就刻上一杆公平秤……
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和弟妹、弟媳、侄子、侄女们都站在我的身后了。
侄儿们跪在坟前，一拜再拜，用稚嫩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说：“爷爷，大伯回来看你了！”
母亲，一头苍白的花发，被晨风吹得有些散乱。她喊着父亲的名字：“阿道，世成回来看你了！”
回到家，我将为父亲刻一块墓碑的想法，告诉弟妹们。他们都赞成，而且找了一个好日子，让我将墓碑上的文字写好。我离家时，他们告诉我：“你走后，就找石匠采石刻碑。”我叮嘱：“别忘了刻上一杆公平秤。”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14年后，老母亲也仙逝了。她的坟并没有挨着父亲的坟，而是葬到离父亲挺远的另一个山岗上。这是她自己选的墓地。弟妹们告诉我，母亲说，父亲的坟风水好，不能动土。碑，至今尚未竖起来。木杆秤，如今已被禁用，成为被淘汰的物品。但这杆红木秤依然挂在我的居室，而且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上。直至我生命的终结，它也不会消失，而且将一代代传下去。
写在母亲坟前
——我的严母
刚刚从台湾归来，行装还未放下，妻子急着告诉我：“你妈病危，老家来过几次电话了。”我的心马上收紧了，一夜未曾安睡。
匆匆忙忙告了假，偕妻回老家去看望病危的母亲。离京那天，是1994年4月17日
在金华下车，就直奔古山镇医院。先见了院长。他告诉我：“你母亲恐怕是不行了，我们一直在抢救，用药物维持着，就等你回来见上一面……”
真是心急如焚！小镇医院虽然狭小简陋，但母亲却住着一个单间。我们一进门，就喊：“妈！”她躺在病床上，但神志还清醒，睁开眼，说：“世成回来了！”又看了一眼妻子，说：“啊，阿贞也回来了！”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这里医疗条件差，但医生们服务好，照顾周到。住院三个多月，但一直查不出病因。医生告诉我：“吃了就吐，有时有血。腹部积水……”他们怀疑是胃癌。
两个弟弟及两位弟媳都在病房里，他们已轮流在病房里伺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了。
我的小妹在邻县东阳市。那儿新办了一家台资医院，是曾任国民党中常委的王惕吾（联合报系老板）回家乡投资建的，设备很先进。我决定将母亲送到东阳的这家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医院住院检查。她腹部积水很厉害，医生要给她抽水，但她不情愿。最后，我动员她抽，她听从了。
夜里轮流值班。过了10点之后，我坐在病房外的长凳上守夜。12点过后，万籁俱寂，我闭眼养神，却怎么也睡不着。像过电影似的，母亲的往事不停地在我脑海里闪过。
母亲的娘家离我们村二里地，坐落在一个山岗上。姐妹五个，大姨、二姨、三姨都见过，只是小姨没有见过面。我母亲说，她的这个小妹妹从小就送尼姑庵出家了。母亲有两个弟弟。外婆生了五个女孩之后，还想要一个儿子，就抱养了一个，为了好养起见，给这个儿子起名“小牛”。他成了我的大舅。谁知抱养了“小牛”之后，外婆自己又生了一个儿子，他就成了我的小舅。大舅、小舅与亲生兄弟无异，几十年来从未红过一次脸。母亲嫁到我们徐家之后，一生劳碌。成家之后，与祖母和叔叔分家过日子，几乎是下无寸土上无片瓦，真是穷到了家。好在父亲有门手艺，聊可度日。从我记事起，我家就租别人的屋住。这是一间陈旧的老屋，黑瓦泥墙，低矮潮湿，外面下大雨，屋里也下雨。这老屋傍着大路，出门就可以看到高耸的公婆岩山。小时候，我老爱往上山跑，山里松林繁密，春天有烂漫的山花，秋天有漫山的黄叶，空中有飞鹰，林中有走兽。
“你两岁时，我带你去地里干活。我把你放在田头一个烧灰的空地上，就埋头干活去了。突然听到过路人大声喊叫，‘狼！狼！’我回头一看，吓坏了。一只大灰狼正向你逼近，眼看就要伤害你了，我大声叫喊着，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一把抱起了你。狼不向前走，两只眼睛凶凶地盯着我……几个过路人跑过来帮着驱赶大灰狼，那狼才转过身去，但不后退……”妈妈从小就给我讲这个差点被狼吃掉的险遇。妈妈的每次讲述，总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但我是值得庆幸的，我妈妈奋不顾身地把我从狼嘴下抢救了出来，她没有成为祥林嫂那样的可怜而悲惨的人物。
走廊里传来哭声，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声。一位病人在午夜走了！我的心跳加快，急忙站起身来，轻轻地推开房门。母亲安静地躺着，见我进来，想坐起身，我急忙过去说：“妈，你躺着，你躺着……”
“你怎么不回去睡觉？不要累着了……”她神志很清醒，为我给她守夜而深感不安。
我看看表，时针指向凌晨3点。我又回到病房外的长凳上坐下。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会儿。可脑子里的电影还在过，一点也静不下心来。
记不清我几岁时，一个春节，正月十五正闹花灯。来了一批乡丁，把我的父亲从闹灯的队伍中抓走，抓去充当壮丁。祖母和母亲哭着追过去求乡丁放人，但乡丁哪会听呀，把父亲绑着抓走了。
母亲哭干了眼泪。她把祖母送回家，自己却跑到保长家去。保长见她进了家门，心就虚了几分。可母亲没有闹，她看见乡长、乡丁们都在保长家坐着，就高声嚷了起来：“哎呀，怎么不招待客人呀！”她一边对保长叫道“快杀鸡宰猪，快烧水做饭，摆宴请客呀！”一边就点柴烧火。她把保长家好吃好喝的东西都捣腾了出来，让乡长和乡丁们吃光喝光。保长一家有苦难言，有怒无处发。母亲在保长家如此这般闹腾了一夜，才解了心头几分恨。临走时，对酒足饭饱的乡丁们嚷道：“下次再来，保长还设宴请你们！”
从此之后，保长对我母亲有几分发怵。
母亲告诉我：“那天的胆，是被仇恨逼出来的。”谁也料想不到，一个普通的农妇，一个安分守己的农妇，会干出这等事来。从我头一回听母亲讲述大闹保长家的往事后，我就发现在我的母亲身上蕴藏着一种刚烈不阿的山民个性。
父亲去世时，我公务缠身，未能赶回去，母亲把我好骂了一顿，说我是个“不孝之子”。当着弟妹们骂还不够，又下令弟妹们写信骂我。弟妹们为我说了几句开脱的好话，也挨了她的一顿臭骂。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就有一种“严母”、“慈父”之感。父亲老实巴交的，一生只知道干活养家。家里的大事，都是母亲说了算。买地，她张罗钱，不够，她到处去借贷。造房，她坐阵指挥。房子盖歪了，也是她找人把它挤正过来。父亲死后，我想把她接到北京住，弟妹也都愿意赡养她，可她不愿吃闲饭，一位60多岁的老太婆还去走村串乡为人修秤。乡下人都知道我的父亲手艺好，人品也好，所以她到了乡下，人们也都好生招待她，给她活做。她不仅赚够了自己花的钱，而且还时不时接济生活困难的大妹。她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生活向我这个大儿子开过口。即使开口，也是述说弟妹们的困境，嘱咐我这个当大哥的应当有当大哥的样子，多关心他们。
多坚强的妈妈啊！多通情达理的妈妈啊！父亲过世后，我回家给父亲扫墓。她悄悄来到我的身后，对父亲说：“阿道，世成回来看你了，你可以瞑目了。”那次回家，母亲还责备过我：“听说县里你小时候的同学给你写信，你也不回信，我们可不能这么无情无义呀！”
天发亮了，走道的灯熄灭了，医院嘈杂起来了。
“你快回去睡一会，不要把身体熬出毛病来。”我进病房看她时，母亲关心地对我说。
这天，医生为母亲做胃镜检查，然后是切片检查，结果出人意料，并未发现癌细胞。我们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
母亲自己也精神起来。
母亲把我们夫妻俩叫到身边，对我们说：“你们这次是为我回来的……”她的话是有原因的，因为以往每次回家，虽说也是探望老人，但人未到家就被朋友们拉走了，甚至连在家住一宿的机会都少有，更无法坐在母亲身边拉拉家常。母亲每次听说我回来，总是准备这准备那，把我小时候爱吃的东西准备一大堆，可回家了又不在家落脚，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所以每次我们离去后，她总有几天吃不好睡不安。
“这回，谁来叫你们也不去，不要离开我。”她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就毫不含糊地说。顿了顿，仿佛又想起了什么，说：“有一个人例外，你们可以去看看他。”
母亲说的这个人叫毛光烈。早先在我们永康县当过县委副书记，后来调到义乌市当过市长，眼下是金华市的副市长（后来当了金华市市长、宁波市市长）。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个好父母官，随和、能干，不势利眼，在哪儿干就在哪儿留下好名声。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在全国都出了大名。不过，我母亲看重他，主要不是他从政的这些业绩，她是从一个普通农妇的眼光来观察他的。
“他当了那么大的官，还跟我这个老太婆拉家常。有一回，我去义乌办事，到市政府去看看他。门卫见我这副模样，不让进。通报上去，毛书记（她习惯这么叫他）亲自下楼接我上楼，倒茶倒水，好客气呀，中午还亲自陪我吃饭。我说，我没有事找你，路过义乌，想你了，看看你。我不肯吃饭，怕耽误他的正事，可他非留我吃了这顿饭再走。走的时候，他又送我出门，握着我的手，说：‘下次我去你家里看你。’一个当官的，这么平易近人，你们去看看他，代我问声好……”
打通了电话，毛光烈星期天正好在义乌家中。我们急忙赶了过去。我转达了母亲的话，他显得很激动。他说：“你母亲是个好人，我很看重她的话……我也记住你父亲的一句话，心里应该有杆公平秤。”他陪我们去看了义乌小商品市场。摊主们几乎都认识他，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跟他打招呼……
吃过晚饭，我们马上动身赶回东阳去，我们放心不下住在医院里的老妈妈。当然，我们也把毛光烈的问候，捎给了母亲。
到了第三天，弟妹们从永康赶过来了。听说查不出癌病，他们坚持把老人接回老家调养。母亲也愿意回家住。这样，我们就回到了老家——公婆岩山下的小山村——两头门。
住在家里，我们谁请都不去，陪妈聊天，拉拉家常。母亲住的是大弟弟刚刚造就的新屋。原来的老屋，是生大弟弟那年盖的。刚盖好，屋就向北倾斜，硬把它挤正的。我的大弟的名字——新济，就是这次挤正屋子的一个纪念。
“老屋门前有个小菜园，还记得吗？”母亲说。
“我上中学时，种了一棵柚子树，种了几株桃树，还插了一排杨树……”我说。
“你小时候就喜欢那个小菜园。”母亲说。
“盖新房时把那个小菜园给占了，真可惜！”我说。
母亲认同地点了点头。
母亲床前的桌子上，放着镜框，里面陈放着我的两个女儿的照片。她见有人来看她，就给人家讲：“这两个孙女在北京……”
在家住了十来天，她的病情比较稳定，每顿饭还能吃一些，我们的心也宽慰了许多。
有一天，母亲对我们说：“你们的事多，挺忙的，回去吧！我这里有他们照顾，放心走好了。”说这话时，我的大侄子就在旁边，20来岁的小伙子，长得挺帅气的。他哪儿也不去，女孩子约他也不去，一有空就坐在奶奶床沿上，陪伴老人。母亲说：“这孩子可孝顺了……”
离别的那天，母亲起床送我们。她拉着我的手，说：“这次回来见了，该说的话也说了，我哪天真的不行了，你们也别回来了……”说到这儿，布满云翳的眼里流出了泪水。我的心，也像被刀刺了似的疼痛。
我们回到北京之后，就一头扎到工作中去了。大约过了5个多月，记得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几位好友聚会，他们劝我喝酒，可我怎么也喝不下去。朋友们说：“你的酒量挺大的，怎么今天喝不动了呢？”我不知怎么想到了母亲，说：“我感到，我的母亲走了。”朋友们说：“别瞎想！”但我的第六感觉太灵验了，晚上弟弟就打来电话：“大哥，妈妈今天中午12点多钟离开我们了……”然后，告诉我几号出殡，又告诉我：“妈临走时老提起你们一家，但她叮嘱，你们忙，刚回来过，这次就不叫你们回来了。”
伏在灯下，我流着泪写了一纸悼词。大意是，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没妈的孩子是根草。从今往后，我没有妈妈了。妈妈呀，你生我、养我、育我，教我行，教我笑，教我爱，教我恨，教我为人……你总站在人生高处关注着我，指引着我，数落着我，激励着我，深深地深深地关爱着我……妈妈，你不会离开我的，你永远活在儿子心中，永远永远……
我将悼词传真到故乡的一位儿时的朋友处，托他连夜送到我母亲的灵前。一年之后的一个春天，我去温州开会，特地在老家逗留二日，去老家为母亲和父亲扫墓上坟。
三柱高香插到父亲的坟前。父亲的坟，就在大弟弟新居后面的山坡上。母亲的坟，与父亲的坟遥遥相对，坐落在相距一二里远的另一个山坡上，墓的外表是水泥的，有一块石质墓碑。碑文上写着“应氏小仙之墓”。
弟妹们告诉我，原打算把母亲安葬在父亲墓旁，好好修个像样点的墓。父亲的墓碑都刻好了。但母亲说：“你们父亲的坟风水好，不要动土。我葬到阳塘山去。”
啊，为了徐家的风水，为了后代，死了还宁愿忍受与父亲的分离之苦，埋葬到远离父亲的另一个山坡上。生前奉献一切，死后你还在奉献啊！我的好妈妈！
风水，我并不全信。但我也不愿违背母亲生前的叮嘱。我告诫自己，也告诫弟妹及子孙后代：“好好做事，千万不要辜负老人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