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年月是1937年旧历九月十二日子时。
我老家的村子叫两头门，亦称双门。老屋泥墙黑瓦居多。每栋屋都有前门和后门。也许，这便是村名的来由。老屋一栋连一栋，一二十栋连在一块。前后排老屋之间有窄长窄长的街沿。街沿靠前排老屋一边，有一条流水沟。我的祖屋就在下阶沿的中部。在一个午夜，我在这间阴暗的老屋里出生，是祖母自己接的生。
没有给我起名。据说我老不爱睡觉，家人就叫我“世醒”。上学之后，我把“世醒”写成“世成”，才有了一个大名。
居住在这个村里的人，徐氏是大姓，百来户人家差不多都姓徐。2002年，盛世修宗谱，村人嘱我为徐氏宗谱作序。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翻阅资料，寻宗觅祖，找到了我们宗族的始祖。
据宗谱记载，双门徐氏的始祖思仁公，是河南汴州人，宦游金华徒永卜居。代有通儒显仕。人们引以为豪的有十四世先祖无党公。徐无党是南宋八大家之一的江西庐陵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他官位不高，一生最大的业绩是为欧阳修注释新五代史。欧阳修称赞徐无党“文辞日进，如水涌而出山”，“其驰骋之际，非常人笔力可到”。我小时侯，还有幸见过村上的两位清代末年的秀才。我与其中一位老秀才同路去派溪镇赶过集，一起走了五里路，听他讲了当年科考的往事。民间传说，他没有考上举人，是因为写“马”字时四点少了一点，缺了一条马腿。秀才笑道：“那有这等事……”显然，这个传闻只是民间的一种幽默而已。我是37世孙，算是又出了一个“文人”。
我的曾祖父徐福东是文盲，是位唱道情的民间艺人。祖父徐章礼，兄弟三人，只有我祖父娶了妻子。其兄是被雷公打死的。祖母说：“只留下一件雷公衣。”我的祖母程老留十几岁就嫁到徐家。打从花轿下来，就围着锅台、磨台转。40挂零就守寡。活到93岁无病而终，像一盏耗尽了油的灯，在风雨中闪灭。
1981年8月5日，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我在这天的日记中，详尽地记录了祖孙之间的最后一见。现将这则日记抄录于后。
这次回乡，时间非常短暂，说是住了两夜，其实呆了一天。为父亲扫完墓，我急忙去看望年迈的祖母。她92岁高龄了。穿过古老的村庄，沿着长长窄窄的弄堂，直奔老祖母的住屋——那栋我出生的老屋。她躺卧在门口的一张竹躺椅上。我站在她跟前用颤抖的声音呼叫她：“阿妈！”她抬起身子，盯望着我。望了半天，仍然没有回答我的呼叫。显然，她苍老了，真正苍老了。满头稀疏的白发，脸上的皮肤黑黄黑黄，像松树皮一样，不过，是松弛的。瘦得厉害，仿佛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吹倒，而且永远也爬不起来。
“是我呀，阿妈！”我的喉咙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真想哭，号啕大哭一通。她坐起身，望着我：“啊呀！真想不到还能见到你呀！”
三年前我回来看过她。那时，她还能拄着拐杖，摸黑走一里地，到我们的住屋来看我。这次她走不动了。想站起来，一个踉跄，差一点倒了下去。我扶住她。
她捶胸说：“你爸先走了。该我先走才好啊！我干嘛活到今天还不走呀！”她为我父亲的死，悲痛欲绝。
苍老的祖母，不，应该说是衰老的祖母，但她的记忆力却极好。我小时候的事，都一件一件数说得那么清楚。我又回到了苦楚而又甜蜜的童年。祖母呀，我真恨不得天天伴守着您！您为这个世界，贡献了自己的一切。您创造了自己能创造的一切。
祖母有几分悲伤地说：“成，人老了就像一堆稀粪，连捡都没有人捡了。”真没有想到，她又突然问我：“你说，有阎王殿吗？有判官小鬼吗？”我摇摇头，肯定地回答：“没有！”
她信任地点点头，安安静静地闭上双眼。
我在故乡住的两夜里，心里翻江倒海似的。一遍又一遍地向老祖母倾吐着心里话。儿时，我与您同床而眠，从您那里听了那么多美丽动人的故事。我去胡库上小学读书时，您给我炒霉干菜，走五里乡间小路，送我去镇上。假期里，我与您一道推磨，一起上山砍柴、放牧。我去上海读大学时，有一年春节过后大雪纷飞，皑皑白雪覆盖了山野。我怕耽误开学，急于赶回上海去。您送我，手握竹扫把，一边走一边清扫阡陌山路上的积雪，走了八里雪路，您扫了八里雪路，把我送到世雅小站。然后，您自己一个人走八里雪路回村去。当我看您清瘦的矮小的身影被雪野吞没时，我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在我当了记者之后，您给我说过一句很纯朴，然而也是很经典的话，“钱好比井里的水，用掉了还会满起来的。不用，永远就那么多。”这至理名言够我品味、享用终生。
祖母用她深沉得无法再深沉的爱，温暖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不，是温暖了我的一生，影响了我的一生。
祖母啊，您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女人，但闪烁着劳动者的纯朴而崇高的美德。您实实在在是一个最伟大的普通人。
我是祖母带大的。她的为人，她的人生体验，渗透了我生命的每一个细胞。
我们古朴的村子，坐落在公婆岩山下。公婆岩连着五峰书院。从我们村到五峰书院有五里路。五峰以五座环拱奇峰而得名，自东而西为鸡鸣峰、桃花峰、覆釜峰、瀑布峰、固厚峰。这里曾经是南宋状元陈龙川读书之地，朱熹讲学之地，人文遗风厚重。抗日战争时，浙江省政府搬到山洞办过公，周恩来1939年来此视察，与当时省政府主席种植了两棵泡桐树。这里俗称寿山坑，是我儿时最爱去的地方。我将自己的书斋起名为“五峰斋”，将新宅起名为“五峰山居”，并以“五峰山人”为号，一切皆缘于此。五峰连着方岩山。这里的山峦，从地质学讲，属于丹霞地貌。紫红色的砂砾岩，峭壁如削，石面壮伟。方岩山上有一座胡公庙。胡公名胡则，北宋的一位好官。他曾上书减免衢婺两地的丁税钱，百姓感恩，在山顶建庙祭祀。农历八月十三日，是胡公的生日，上山烧香朝拜者，人山人海。上个世纪80年代，方岩镇的人来京找我，求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题写“胡公大殿”的匾额。我登门向赵朴初先生求字。过了半个月，未见动静。赵朴初问：“胡公是神还是人？”我将胡公的材料送给他过目。他说：“是人应该称祠，而不应该题殿。”他写了“胡公祠”三个苍拙古朴的大字。这个匾额，如今就挂在山顶的胡公祠大门上方。
胡则是胡库人。我就读的小学崇本小学就设在胡库的胡公祠堂里。大堂里有一座高大的胡公塑像，赤面长须，很威严。从小学三年级到四年级，我在这个小学读书，住宿在二楼上，与胡公朝夕相处了两年之久。胡公是我崇拜的偶像，从小我就跟大人们上方岩朝拜他。
1959年8月毛泽东从庐山下来，途经金华，问过当时的永康县委书记，“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县委书记说：“五指岩生姜。”毛泽东摇了摇头，说：“你们那里不是有块方岩山吗？方岩山上有个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又说：“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好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如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八个红字，刻写在方岩山顶的一壁深灰色的巨墙上，永久地告诫后人。
先贤胡公为民请命的精神，深深烙印在我儿时的脑海里，影响着我的一生。
因为清贫，童年是苦涩的。因为有山，童年又是欢乐的。
初小一二年级，是在村校上的。村校就设在上祠堂——一座砖瓦结构的老建筑里。一二年级同用一个教室，分左右坐。老师讲完一年级的课，再讲二年级的课。无论上哪个年级的课，大家坐在一起听。老师是“供饭”的，轮到我家供饭，我也可以沾光吃上一点好菜：肉呀、鸡蛋呀……
不留课后作业。放了学，就大放羊。到山塘山溪游水、摸鱼、逮虾，上山捡柴禾、采野果、掏鸟蛋，还去坟堆里逮蛇做胡琴，到了冬天便吃冰凌打雪仗，真是享尽了童年的欢乐。
小学三四年级，我去胡库镇住宿上学。自己动手搭了一个泥灶，上第三节课时，淘好米，将铜锅放到生了炭火的泥灶上。第四节课下课时，远远就闻到了米饭的香味。菜是自己带去的霉干菜，如果菜中有几块油渣，那吃起来就更喷香了。永康、东阳一带的学子，就是靠这种霉干菜养大的。所以，如今人们称这种土菜为“博士菜”。虽然离开老家近半个世纪了，但只要闻到霉干菜那股特有的香味，就馋嘴。见了霉干菜的肉麦饼和霉干菜扣肉，就不要命。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淘气，是孩提时代的本性。有两件淘气的事，至今依然印象深刻。
一件是上学途中，路过一座大山坡时，我们几个同村的孩子点火玩，引起了熊熊山火，扑也扑不灭。村民们将我们几个告到学校，每人被老师用戒尺打了五下，手掌都红肿了起来。
另一件事，不好好上音乐课，却逼着女教师打80分。我们几个不好唱歌的男孩，从田里挖烂泥，扔进女老师的卧室，吓得女音乐老师年终考试时给我们打了80分。恶果呢，我成了终生的乐盲。唱歌跑调，跳舞踩脚，甚至闹出天大的笑话。
1982年春，我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精神文明座谈会。主持人介绍我是作家时，我的邻座女子很真诚地说：“鲁光老师，我读过你的《中国姑娘》，感动得掉泪。”我瞧瞧这位俊美的女子，很谦和地打听：“请问你贵姓？”她说：“我姓彭。”我又问：“什么名字？”她回答：“彭丽媛。”我又问：“你干什么工作的？”彭丽媛很惊讶，居然有一位作家连她这位著名歌星的名字都不知道。但她很有涵养地说：“我是唱歌的呀！”我又追问：“唱那路的歌？”彭丽媛指指坐在远处的郭兰英：“我唱她那路的歌……”我还问：“上过电视吗？”她说：“经常上的。明晚就有我的专场……”
第二天晚上打开电视，我看了彭丽媛的专场，啊，她的歌声是那么甜美、那么纯情，都已经超过郭兰英了。从此，我成了彭丽媛的“粉丝”，只要是她出场演出，我都专注地聆听……
我没有再见过彭丽媛。如果她知道，她肯定又会惊讶，一个乐盲居然会成为她的歌迷。
她会更惊讶，我的一支歌居然换来20万人民币的赞助。
那是1993年春，为了寻求企业赞助，我们来到了广东。金利来的一位女经理请我吃饭，席间，她邀请我一起唱歌。我直说：“不会！不会！我真的不会唱歌。”她笑道，“刚才眼都不眨一下就给你开了20万元的支票，请你唱支歌，都不给面子！”逼得无奈，我站起身，大着胆子，拿起麦克风。我们合唱了一支名叫《潇洒走一回》的流行歌曲。说准确点，是我跟着她哼完了这支歌。回到京城，我女儿说：“老爸，你就老哼哼，便会哼会的。”数年下来，我居然能从头唱到尾，而且基本不走调。如今，不管到哪里，只要唱卡拉OK，我便拿出这个“保留节目”。
高小、初中、高中，我都是在东阳读的。东阳是出教授、院士的地方，读书的氛围很好。节假日，我回永康老家，都是走路的。90华里，走9个钟头。脚穿草鞋，手里还常拿一本书，走累了，坐在山道上或小溪畔，边休息边看书。如今来往东阳和永康，都是车来车往，但我总是很怀念那些走路回家的日子。我如今走路步子快，可能就得益于当年徒步赶路养成的习惯。1955年秋天，我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攻读俄罗斯语言文学。我远离了公婆岩山。但，我始终是公婆岩山的孩子——一个纯朴的山里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