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当《体育报》驻华东记者时，起用了一个笔名——鲁光。我钟爱文学，起这个笔名是走鲁迅的光辉道路之意。顾名思义，许多人把我当成了山东人。1982年，当我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时，几位山东文友在我的笔记本上题字，“鲁光，鲁光，山东之光”。

压根没有想到，鲁光笔名一启用，人们就淡忘了我的本名——徐世成。1961年春天，当我从上海到北京《体育报》社本部报到时，传达室的看门人就把我给拦住了。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华东记者站的徐世成。”他直摇头，说：“没有这个记者。”我问他：“那你们在上海的记者叫什么？”他说：“叫鲁光。”我说：“那我就算鲁光吧！”他客气地说：“怎么不早说呢？”真弄得我有点儿哭笑不得。

头一个月的工资还发了两份：鲁光一份，徐世成一份。

也许因为徐世成是三个字，不太好记。而鲁光只有两个字，叫起来响亮，报社上上下下，国家体委机关从部长到同事，都叫我鲁光。起先，人事干部见面、下文还称本名，渐渐他们也叫鲁光了。到后来，连出国护照，也用了“鲁光”。

鲁光这个笔名惹过不少麻烦，也闹过几回笑话。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我与未婚妻曹爱贞去办事处登记结婚。半路上，我多个心眼，要过她开的介绍信。介绍信上书，“兹介绍本院曹爱贞同志与体育报鲁光同志前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糟了，我的介绍信上写的是“徐世成”。谁跟谁结婚呀？她只好回北京妇产医院重开介绍信。

国家体委选革委会时，一位军代表投完票，对我说：“名单上有个叫徐世成的，不认识，我把他划掉，换成你了。”我笑道：“你这是换汤不换药呀！”他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我讲明真相后，他不禁捧腹大笑，都笑出了眼泪。

“文化大革命”内查外调时，来了一位军人，把我叫去，很严肃地说：“你要老实交代，1938年，你在胶东半岛介绍一个人入党的事……”我说：“我给你写个材料吧！”我在一张外调专用纸上写下一行字，“1938年，我一岁。”谁知，那军人看了后，一脸不高兴，说：“你没有写介绍人入党的事呀！”我哭笑不得，回答他：“一岁能介绍人入党吗？”那军人还是一本正经地说：“那你要写清楚，没有介绍人入党。你写明白了，我回去好向组织交代。”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无奈！多年之后，我去哈尔滨参加全国健美比赛活动，在主席台上见到了时为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的鲁光。一聊，他是地道的山东人。我告诉他，那年为他受过的经历。我们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一下。两个鲁光抱在了一起。

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从香港回大陆，下榻广州火车站边上的流花宾馆。一位翁姓老友来电相约，晚上7时上他家吃饭。我一直等到9时，也未见他来接。只好到外面找点饭吃。刚回屋，翁兄来电话说：“一桌饭菜没人动，等着你呢！”他说，晚七时，他到流花宾馆服务台找我，而且告诉服务员我住204房。但服务员翻出登记本，告诉他，住204房的客人叫徐世成。他无奈，只得悻悻然回家。我一拍脑袋，坏了，我的护照上写的是本名。到哪里去找鲁光呀！连我自己都把本名给忘却了。

1971年在山西屯留，讨论我入党的那天早晨，原《新体育》杂志主编郝克强碰到我，向我打听：“今天讨论一个叫徐世成的同志入党。我怎么不知道他是谁呀！”我笑道：“你真不知道？”他肯定地点点头。我说：“就是我呀！”他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更有意思的是，在一次国家体委党组讨论提拔干部的会上，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同志见拟提的正厅级干部名单中，有徐世成的名字。他问干部司的领导，这位同志是从哪里调来的？当他知道，这个陌生的名字就是他熟悉的鲁光时，笑道：“行了，不用讨论了。”

老领导荣高棠见到我，问：“你调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调离体委的？”我说：“我一直在体委呀！”荣高棠说：“我查了电话号码簿，见不到你的名字呀！”我笑道：“徐世成就是我。”荣高棠也笑了起来，说：“这事闹的。”

王猛同志主持国家体委工作时，建议我，“干脆改掉算了。”但我总不想改。有一种老观念，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仿佛改了名字，就有数典忘祖之嫌。及至我从工作岗位退休后，国外发来的邀请函，邀请的都是鲁光。身份证上的名字却是徐世成。出国手续几乎无法办理。1999年，我终于下决心改名。派出所所长一听，直摇头。小孩改个名字说得通，你都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还改什么名字啊？我申述了半天理由，他就是不同意。后来，还是在公安部工作的一位朋友给疏通了一下，他才痛快地说：“名人都有笔名，沈雁冰叫茅盾，舒舍予叫老舍，不用写申请了，改吧！”从此，我的笔名成了大名，上了身份证。而我的本名，在户口本上填了曾用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