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本人染指丹青，已有三十余载。一个学文学，当记者，爬格子出身之人，怎么会走上画画这条不归路的呢？ 一言以蔽之，爱好使然。

近墨者黑

我老伴惊奇地发现，我交往的画家朋友远比记者朋友和作家朋友的总和还多。年前，三联书店为我出版了一本名曰《近墨者黑》的书，真实记述了我与画坛师友们的交往。入书者六十余人，李可染、李苦禅、吴冠中、崔子范、华君武、刘勃舒、范曾诸多名家大师尽在其中。

半个多世纪以来，尽与这些水墨界的师友相交相识，浑身沾满了彩墨，我便自然而然地“近墨者黑”了。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画画一直是我工作之余，写作之余的最大爱好。我曾在《寻找自己的艺术世界》一文中作过如下记述，“每当夜幕降临或窗外露出晨曦，我就铺纸挥毫，全身心沉醉在洁白宣纸上出现的团团千变万化的墨韵中。窗外的一切，人世间的烦恼，还有那永远理还乱的矛盾，统统暂且抛到九霄云外。我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依我看来，这画画，就如打太极拳、游泳、散步一样，使人全身发热，精力饱满。说来也怪，工作愈紧张，我就愈离不开丹青。仿佛只有沉醉丹青墨海，我才能找到欢乐，才能得到清静。平日里，只要能偷得空闲，我就去看画展，躲进画界师友们的画室，去聊艺术，去看他们挥毫。我发现，这种对书画的爱好，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无法改变。”

把绘画当成一种爱好，而不是职业，就没有了任何负担，没有名和利的负担。不画画，我照旧有饭吃。这与吃绘画艺术饭者，心态是迥然不同的。办画展时，我总要对画界和评论界诸君说，我是画着玩的，有批评意见尽管说。但朋友们还是说鼓励的话多，不过“铁哥铁妹们”有时也说点真实的感受。

常有不熟悉的人问我：“哪个美院出来的？”

我坦诚相告：“没有进过美术院校。”有时，我还补充一句，“半路出家。”

我给自己的定位，始终是“业余”两个字。我的职业是记者，一个爬格子的人。尽管写了不少文学作品，还得过几次奖，但作家也是业余的。

年前，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现代写意画展”，展出了我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创作的150余幅作品，大者丈二，小者盈尺。刘大为因出访未能到场，写来一封贺信。他在贺信中写道，“您的绘画成就，印证了一句老话，‘画格即人格’。您集记者、作家、画家于一身，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在绘画上有传承有创新。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您绘画的独特风格。我的老朋友孙克有一个评论，‘鲁光是画坛的一个另类，一个成功的另类’。我也赞成此说。”

孙克也是吾之老友。2009年年初，他专程从北京赶去宁波，观看我在天一阁举办的个展。看展后，他说：“从专业角度看你的牛，无论结构、笔墨，都是成功的。崔子范是画坛的一个另类，但他成功了。你也是画坛的一个另类，也成功了。”

是否成功另当别论，但无疑我属于“画坛另类”。何为“画坛另类”？依我的理解，是相对画坛科班出身的主流画家而言的。像我这种半路出家者，最大的欠缺，是没有受过美术院校的正规教育，没有经过美术专业训练。细想起来，也有好处。“无知者无畏”，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没有艺术桎酷。基本功，我一直在恶补，但怎么补也赶不上科班画家。我走的是一条野路子，像一头野牛闯进画坛，东奔西跑，简直是无法无天。不过，这种随兴之作，有时也让科班们吃惊。几十年来，一直关注我的绘画进程的老朋友刘勃舒，对我情有独钟。不久前，在我个展的开幕式上，当着数百观众说，“鲁光的牛画画得概括，有味道。依我看，鲁光比科班还科班。”

刘勃舒是原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在中国画坛是一位颇具权威的人物。此言令我汗颜。面对科班们，我永远只是一个绘画艺术的门外汉。所以勃舒再夸，我也不会陶醉，我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我只把朋友即兴之美言，当作一种真诚的鼓励。

大概是2000年，时任中国美协顾问的漫画家华君武力荐我参加中国美协，使我圆了一个画家梦。2011年成立的中国画学会，是中国画界的一个学术权威机构，一个中国画界的主流学术组织。令人意外的是，我这个画坛另类居然被聘为该学会的创会理事。按理说，到了我这个年龄，一切名利都已淡薄了，但这份聘书却令我欣慰。尽管画坛主流“招纳”了我，承认了我这个“另类”，但我会继续走我的野路子，我也只能走我的野路子。生性难改呀！

2012年，我已与一拨漂泊京城的“草根画家”创立了一家“中国琉璃厂画院”，与“草根”为伍，继续闯荡画坛。

我学画并非无师自通。我有两位大师级的恩师。一位是李苦禅先生，一位是崔子范先生。人生能碰上一位大师已属幸运，我却碰上了两位，真是大幸了。用时髦的话说，“我很幸福。”

恩师把我领进绘画大门

如果遇不到李苦禅和崔子范两位恩师，我只能永远停留在书画爱好者的层面。两位恩师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常去看画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位于王府井的和平画店。那儿常年展售齐白石、李可染、李苦禅等人的画作。齐白石的五六十元一幅，可染、李苦禅先生的画也就二三十元一张。看多了，心里痒，想出手买，但工资只有五十六元，要养家糊口，囊中羞涩，只能饱饱眼福而已。还有一处是位于琉璃厂西街的百年老店荣宝斋。观赏了十多年，沉迷了十多年，直到1979年的一个偶然机会，我结识了苦禅先生。

1979年底，我国恢复了国际奥委会席位，在人民大会堂开庆祝大会。李苦禅、黄永玉等一批名家送画祝贺。苦禅先生送的是巨幅鹰。我与他同桌，而且是邻座。那时，一家出版社约我写一篇苦禅先生习武健身的文稿。分别时，苦老说：“到我家坐坐。”次日，我便应邀去拜访。我敲门时，苦老亲自开门，连声说：“请，请屋里坐。”

进画室落座之后，苦老就海阔天空神聊起来，从他被日本鬼子抓去坐牢，到建国后醉笔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再聊到文化大革命中头顶维纳斯石膏像碎片挨斗，滔滔不绝，率性耿直。感动、感人，令我产生为这位老艺术家写一本传记《我是上帝》的念头。

1980年10月29日上午，我拿着文稿，请苦老审定。他很满意，说：“你很有才华，写得生动，联想也好，记性好，跟我说的一样。”他对文中一段轶事的描写，尤为赞赏。

有一天，在中央美院校尉胡同，苦禅看一个吴桥卖艺人在耍刀。苦禅看了一会，说：“不怎么地道。”那个卖艺人火了，说：“看客，你耍一个给大家看看。”苦禅说了声“稍候”！他回家拿来套在鲨鱼皮口袋中的双刀，耍得高兴时，还将刀抛向空中。看客们纷纷扔钱。吴桥卖艺人从地上捡起钱，奉送给苦禅，“这都是您的！”苦禅将双刀插进口袋，拱拱手，说：“我是美院教授，给你帮个场而已。”

苦禅先生说：“别人也写过，一笔带过去了，你写得具体生动，水银落地，无孔不入。”

这天，苦老为我画了一幅鹰。他说，“我的鹰在日本，在欧美都有影响。刚给瑞典朋友画了一幅，手也熟了，就给你画鹰吧！画多大，你说话。”

“画小一点，家里好挂。”我说。

苦禅先生一边着墨着色，一边给我讲述画鹰的笔墨。他说：“我画的鹰不是普通的老鹰，把山鹰、鹫、隼综合于一体，画我心中的鹰。显神处着意夸张，无益处舍弃之。我将鹰嘴和鹰眼都画成夸张的方形，是为了强调鹰的雄健威猛。我常在画上题写‘苍鹰不博便是鸳鸯’。”

那是一个阴天，画不好干。苦禅话兴也未尽，又继续说：“画思当如无岸马，画家何异人中龙。在绘画中，我就是创造万物的上帝。”他说：“画格就是人格。一个品格不好的人是画不出好画的。秦桧写的字很多，他是大奸臣，千人骂万人唾，字也没人要，流传不下来。商人讲钱，一个艺术家却要讲艺术。光顾着做生意，就把艺术庸俗化了。一个艺术家太富就没有艺术了。”

李苦禅走到书柜前，翻寻出齐白石为他治的一方印，“死无休”，钤到送我的鹰画上，说：“白石老师送这方印时，说，‘画不惊人死不休’。”

收起这幅鹰画，起身告辞时，苦老突然说：“你可以画画。”

“苦老，我喜欢看画，但从来没有画过水墨画。苦老，你怎么能判定我能画画呀？”我坦诚地说。

“文人画，文人画，本来就是我们文化人画的。以我的教授经验，你对艺术很有悟性，你就画吧！”

苦禅大师的一番话，点燃了埋藏我心中的艺术之火。从这一刻起，这把艺术之火就燃烧起来了，而且越烧越旺。这半天，他从画格到人格，给我上了终生难忘的一堂课。记不清哪一年了，苦禅的弟子赵宁安，捧着苦老刚出版的一本画册请老师题字。苦老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以艺术为生命”。苦老冲着我说：“你们交个朋友吧，可以共勉。”我记住了这句话，一生视艺术为神圣的生命。在苦禅先生人生的最后五年，我成了他家的常客。他的每次神聊，我都记了笔记，受用终生。

1983年6月11日，苦禅先生仙逝后，我又有幸结识崔子范先生。带我走进崔子范家门的人，是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宋中先生。他酷爱绘画艺术，无论是听报告还是出访，只要跟我在一块儿，就滔滔不绝地说他的收藏。他的藏品有数百幅之多，而且尽是当今的名家大腕之作。只要我知道名字的画家，他都有收藏。他唯独没有丰子恺先生的画，我却有两幅。当年我在上海当记者时，丰先生送我的。他求我出让一幅，我慨然答允。他回赠一幅董寿平的竹子。一天，他说：“我有一位老乡崔子范，画得好，我带你去看看他，给他写一写。”我最早见崔子范的大作是在刘勃舒家。有一次，我们正与他的夫人何韵兰聊天，刘勃舒从崔子范家回来。他说：“崔老送了我两幅，这才叫大写意呢！”其中一幅是松树八哥，那老辣、苍拙的笔墨，一下子把我深深迷住了。

去了崔府几次之后，有一天崔子范说：“青岛为我建一座美术馆，要出一本我的传记，想给我写的人很多，我想请你来写。”不等我回答，崔老又说，“请你写，一是你懂画，二是你了解我……”

我本来就有此意，真是不谋而合！我当即答应了下来，但我提出一个要求：“传记我写，但你要收我为徒。”

崔老哈哈一笑，说：“说不定传记写成了，一个画家也出来了。”

说定之后的当天夜里，崔老来电话：“鲁光，你不是要跟我学画吗，明天上午到我家来，我给你画画。”

那时，我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一大早，我从南城天坛出发，四十多分钟后，骑到黑芝麻胡同。崔老已裁好四条屏，他一边画，一边讲。一个上午画了他的春夏秋冬，玉兰八哥，蜻蜓荷花，菊花小鸡和梅花喜鹊。四幅画铺在地上，崔老说：“我把老底都教给你了。我跟齐白石学画，一年也就去两三次，一般就是看他作画，自己领悟。老人高兴时，说几句。”他指指四幅彩墨未干的作品，说：“你挑一幅作参考吧！”

我指指那幅《池塘情趣》，说：“我要这幅吧！”

崔老高兴地说：“你有眼力，这是今天我画得最满意的一幅。”

临别时，崔老拿出笔筒、笔洗、印盒送我。我说：“这些我都有，您自己留着用吧！”

崔老严肃认真地说：“老师送学生的，哪有不收之理。”

崔子范长寿，一直活到九十六岁。他长年在老家莱西居住。崔老跟我讲过，回老家避开了城市里的种种应酬，可以一心搞艺术。寂寞才能致远。二十多年来，无论他在京还是在家乡，一直站在高处关注我，指导我。

他最后一次离京时，我去看望他，问他去家乡住多久。他说，住着看吧！我感到，此一去，他也许就不回京城了。

那天的谈话，既重要又简短。

他说：“长话短说，我问你三个问题。你与老一代画家比如何？与同辈画家比如何？与年轻一代比如何？”

这是一次严格的考问，我将思索多时的想法告诉了他。我说：“与老一代比，我比他们现代。与同代画家比，我当过记者，又是作家，我比他们多两双眼睛，一双新闻眼和一双作家眼。我的文学老师钱谷融说过，文学是人学。我从文学入画，以人性入画。跟年轻一代比，人生阅历比他们丰富。”

一个无知而无畏者的自信！

崔老听后点点头，看来是赞同的。他说：“你要搞个创作计划，二年三年一计划。退休之前，找好根据地。退休后，就不要干别的，专心画画。如果七十岁还画不出来，就画画玩玩算了。”

那口气空前严肃，给了我巨大的压力。崔老说：“你在职时忙，没有多少时间画画，对你要求也不一样。往后，对你要求高了……”

他九十一岁那年，我专程去莱西看望他。他叫崔子范美术馆馆长从家里拿来十幅大画，一幅一幅向我展示。这是他九十岁之后的作品，拙朴依旧，笔墨更老辣，色彩更鲜亮，童趣也更浓郁。我向他汇报了退休之后的状况。1998年底退休后，我在老家浙江方岩山中造了一个庭院。一年之中，我有大半年在那儿生活画画。那是我的故乡，是我儿时生活的地方。一山一水、一人一物，一草一木，都会引发我的情思、乡思、画思。

午餐时，崔老穿一件崭新的花格衬衣，催促女馆长上酒。馆长顾虑崔老年迈，迟迟不上酒。崔老说：”无酒不成席啊！“上了一瓶红酒，频频碰杯，欢声笑语满席。

我说：”崔老，这是您打扮得最时髦的一回……”

“我也是客人呀，北京的客人呀！”崔老的幽默，让人忍俊不住。九十多岁了，还这么开朗，我为老师的健康暗自庆幸。

到崔子范美术馆观赏过四个大厅的书画作品后，我们道别。崔老握着我的手，依依不舍。他语重心长地说：“鲁光，你爱我，但在艺术上，要背叛我，离我远去，离得越远越好。”

2011年6月15日，当我夜半三更赶到莱西，为崔先生送行时，悲痛欲绝。从此，我永远失去了恩师。在今后的漫漫艺途中，还有谁会在高处给我指点呀！众弟子相聚时，热议如何继承恩师的艺术，想法各不相同。我想起子范先生送我的两句话：“走到一起双输，各奔前程双赢。”

老师领进门，修行在本人。到如今，应该走自己的路，去闯自己的天下，去探索艺术的真谛了。

我的牛图腾

杨悦浦先生写过一篇图腾感言《一世画牛》。他用调侃的笔触写道：“若干年前曾和鲁光开玩笑，我说，先生在文学上已大放光彩，又来绘画领域抢我们的饭碗，请给我们这些专门学画的人留条活路吧。没想到这句话一点没起作用，鲁光在这20年来大张旗鼓地前进，地盘越来越大，成就越来越高。最近又打出图腾来‘叫阵’，那气势，不让人刮目相看，也得瞠目结舌了。”

调侃归调侃，不过他在文中的几句话，让我深感知我者悦浦兄也。他认为，牛的形象是我对故乡的爱优选出来的符号。他写道，“牛仅是一种题材，而要表现的是他在文学和艺术创造中的终极目标——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我属牛，从小放过牛。对牛有深深的了解，可说爱牛如命。

吾画牛，最初求形似。我在《体育报》当总编时，已染指牛画。我常在美术组涂涂抹抹。美术组组长、漫画家法乃光说，牛头画得好，牛屁股有点像猪。虽然我从小与牛为伴，但从未细细观察过牛。为了解决牛屁股的画法，那几年，我外出就观察牛，而且重点观察牛屁股。有一回，下榻黄山太平湖，去田野里看牛。见到一群水牛，喜出望外，急冲冲跑过去，冲着牛屁股猛拍照。惹得牧童在一旁说：“这个人真逗，不好好照牛，也不照我们，专盯牛屁股……多次观察后，我明白，牛屁股有棱有角，而猪屁股浑圆。画牛应用兼毫，水分要少，而画猪屁股则用羊毫，水分可多。两年之后，我的一幅牛画在崇文区的一个画展上获奖。乃光兄为我的一幅新作题字，“鲁光兄专攻牛屁股达两年之久。”

我爱牛爱到见牛迈不动步。在贵州路经一个牧场，见千百头牛在撒欢，我在牛群中呆了半天。第二天回到贵阳，依然想着那牛群，又驱车百里到牧场住了一宿，在牛群中穿行一日。同伴笑道：“老鲁，你归队了。”我与牛融为一体了。

我画的牛，终于像牛了。但我深知，太似则媚俗，画牛也应在似与不似之间。不仅要写出牛的造型，更应写出牛的精神。

我想起广西资江畔的一幕。我在溪岸上，见到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牛犊，极可爱。我将照相机的镜头对着它，近些再近些。正在我按动快门的一刹那，一头壮实的老牛横里冲了过来，用坚硬的犄角顶我。我一直往后躲，差点掉进身后的江中。老牛护犊，与人们爱子不是一个道理吗？牛性，亦即人性也。我画成一幅母子情深之牛，展出时，一位母亲边看边流泪。她说，这幅画使她想起在他国异乡孤苦奋斗的孩子。人与牛，产生了共鸣。

在珠穆朗玛峰山脚，我曾与“高原之舟”牦牛为伍。一天清晨，我打开帐篷门时，见到铺满白雪的山野上，有一群饮冰卧雪的黑色牦牛。这群牦牛为登山队员运送物资上高山，途中有一头牦牛掉进冰裂缝。藏民用绳索把它救出来，它浑身血痕，但它忍着伤痛迈步继续驮运。这只领头牛身后几十头牦牛就跟着往上走。这与战斗中轻伤不下火线的战士，有何区别。还记得在一个深夜里，这群牦牛与入侵的狼群作过一场殊死的搏斗。那惊心动魄的场面，那不畏强暴的精神，更令我对它们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俯首甘为孺子牛，横眉冷对千夫指。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牛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帮手。春耕时，脖子上驾着牛轭，身后拉着沉重的犂耙，牛一步一个脚印在泥水中艰难前行。一身泥，一身汗，喘着粗气，奋力前行。它们吃的是草，出的是力，一生默默奉献。但牛也有犟脾气。就如老实人，惹急了，一旦发起脾气来，就无法收拾。

随着对牛深入了解，对牛的脾性和奉献精神的感悟，我笔下的牛，已不再是水墨之牛，而是赋予人性的牛，人格化了的牛。那些线条，那些墨块，只不过是我诠释人生理念、寓意爱恨的种种符号和笔墨形式。我的牛成了精神图腾。

我在新近出版的画牛技法书中说，“画牛，实乃画自己。”当我在牛画上题写“站着是条汉，卧倒是座山”，“韧劲诚可贵，犟劲不能无”这些字句时，牛与人已融合为一体，牛即人，人即牛。评论家何西来对此深谙真谛。他著文说，“当鲁光自称，以牛为伴，以牛为友，以牛为师时，实际上已把自己归入牛类，与牛为伍了。”他调侃道，黄胄是“牛贩子”，而鲁光是“牛伯乐”。

牛的形象招人喜爱。牛画的寓意，令人向往。天下爱牛、爱牛画者众也。

我国驻新加坡大使张九桓先生小时候放过牛，对牛情有独钟，他让我为使馆中式宴会厅画一幅牛，他指指那一大面墙壁说，“虚墙以待”。我画了一幅六尺的《师牛图》，张大使即兴吟诗一首，“日出勤耕犁，月下濯清溪，洗去疲与累，明朝又奋蹄。”我将此诗作为画的题跋。诗为画添了彩。范曾兄见到我的一幅牛画，禁不住题跋，“犟者亦有情，低头思故乡”。他说，这是他当年寓居巴黎时的心境。香港特首董建华属牛，托人索牛一幅。我为那画题写了四个字，“一往无前”。这是针对1997年香港回归的艰难时局而题写的。此牛已非真牛，而是董特首的化身。

2010年，人民大会堂点题收藏我的牛。我为他们画了一幅丈二匹的《五牛图》。

眼下，本人已“牛债高筑”。不过，我心甘情愿一笔一笔去偿还。有那么多“牛知音”，有那么多崇尚牛图腾者，这不得不说是一桩好事。

有奶便是娘

在绘画创作中，有师承，但“师出一门，不死守一家”。我的心态是开放的，像厚海绵一样，广为吸纳各种养分。正因为不是科班，所以对一切美术知识，如饥似渴，真正是“有奶便是娘”。

以师为师，又以友为师。这么算下来，吾师何止两位呢，至少也有数十位，上百位了。我守着东方的传统，又欣赏西画的色彩和构成，陶醉于版画的黑灰白，同时还钟情民间艺术、儿童绘画甚至摄影艺术。为达到艺术效果，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简直有点无法无天的味道。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浙江选美，请我当评委。当我与当选的美女们游杭州灵隐寺时，美女们站在点燃的红烛丛中，我为她们拍照。镜头中出席了一片熊熊燃烧的火海。那情景太令人激奋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创作冲动撞击着我的心灵。回到北京，面对着洁白的宣纸，美女们的影子早就模糊了，忘却了，而一排排燃烧的红烛，那一片片旺盛的烛光，却占满了我的脑际。用传统的笔墨无法表达，我就用大排笔，沾着浓重的红色，创作了丈二匹巨幅《生命》。此画1996年在中国画研究院一亮相，就引起强烈反响。女画家邓林感叹，“鲁光，你的胆子真大呀！”画家谢志高说，“鲁光画画十年就有了自己的专利。”此画在日本展出时，作为《中国现代水墨画展》的主打广告，在电视上连播了二十来天。那新鲜的构成，那浓重的色彩，那强大的冲击力，使日本观众争相一睹。在画展闭幕那天，聚来近千名观众。《生命》产生了轰动效应。

英国伦敦一家画廊的女老板，在刘勃舒家见到挂历上的“红烛”，发出惊呼：“太性感了！”“性感”的评说，当时真让我吓了一跳。后来才知道，她所说的“性感”与性无关，是“太刺激”之意。新加坡一位老板，在客厅里挂了一幅“红烛”，朝夕观赏，他对我说：“看上五分钟，那烛光就会飘动。”说得挺神秘，我想那肯定是看久了，眼看花了。

乡友画家何水法认为红烛这个题材选得好。他说：“你的《红烛》太好了。红是中国红，象征着生命，朝气蓬勃，积极向上，一片光明……”

周韶华先生在我的山居见到红烛《生命》和一批计黑为白的花鸟画之后，连夜著文评说我的大写意中国画，“得益于李苦禅、崔子范两位恩师的熏陶。但是他不克隆老师，能冲破陈规陋习，跳出老一套的框框，完全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新的世界，用自己的思想去寻找新的艺术方位，用自己的表现手段去解决自己的绘画语言形式，不单与老师们拉开了距离，而且打造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现代中国画形式。”他重点判析了红烛《生命》。他说，“画的不再是红烛，而是与心灵相对应的熊熊燃烧的火把，意念中的铁壁红墙，与命运抗争的生命。艺术手段不其然而然是表现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表现，完全从文人画脱胎换骨而成为现代中国画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可以说，这一作品是鲁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彰显的是现代人的壮志情怀，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中国画。”

我是凭直感与激情，即兴而作的，经周先生这么一点拨，才从艺术理论层面上有所感悟。

我以为，评论家可以居高临下评析，我们画画的人，就不能太理性，只管凭感觉去涂抹。

我画过一批黑底画，亦即计黑为白的花鸟画。老友冯骥才称这些画是“鲁光的反转片”。大概是1990年，我在中央党校进修，一天在图书馆翻阅画刊，见到一幅逆光拍摄的荷塘小景。荷杆是漆黑的，荷花是深红的，没有枝蔓，没有荷叶，很现代。此画触发了我图变的灵感，洞开了“计黑为白”的反向思维的新理念。我开始在宣纸上做实验，把黑荷杆变白色，把白底变黑色，荷花是深红色的，黑白红三种颜色巧妙地融于一纸，很有视觉冲击力。加上荷杆疏密有致，长短不一，更具现代感。这种画，与传统的画完全不一样，是一种崭新的艺术样式。后来，我又用这种办法画牡丹、水仙、向日葵、绣球花、鸡冠花、喇叭花等其他花卉和飞禽走兽。1994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中国作家十人书画展》时，我拿出了几幅“计黑为白”的作品，想听听反应，没料到，反响很强烈。有的叫好，有的不以为然。界内人士看法截然不同。

崔子范先生当场给予充分肯定：“你的红烛和黑底画都很新鲜，可以继续画下去。”而有的行家却好心劝我千万别走这条离经叛道之路。我知道，传统中国画特别讲究用线，讲究留白，疏可跑马，密不透风。最忌讳的就是整齐排列。计黑为白，越了雷池，破了陈规，构图、造型、用色、用线都与传统不同。一句话，一切规矩都得服从新的审美理念。后来我又在黑中留白，加色，使画面更生动、更丰富。

话由别人去说，画要靠自己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做人要老实，作画却要淘气，要浪漫，越淘气越浪漫越好。做人要谦虚，艺术要自信，有时还要固执。耳朵根不能太软。什么话都听，你就画不成画了。我追求“厚实、拙朴、浑雅、现代”的画风。这种画风的形成，是由我的性格、学养、人生阅历和审美理念所决定的。一旦形成，想改变也难。我的态度，是不刻意改变，顺其自然，跟着感觉走。

这些年，我去国外、境外办过几回画展，不为名与利，只为艺术交流与探索，看看我的路走得对不对。结果证明，我走的是一条图变之路，创新之路。先师的笔墨最精彩，都是他们的印章，只要用上一笔，留下的便是他们的印记。我决计沿着自己探索的这条路走下去。哪怕我的画成了“艺术混血儿”也在所不惜。君不见，天下混血儿都是很俊丽的吗？当然，我的画再变形，再夸张，再写意，再抽象，也是植根中华民族深厚的土壤中。不仅自己要看得懂，也要让世人看得懂。这是我的底线。

老汉已年届七十又七。去冬在“奔八画展”前言中，我写了四句话，“墨海苦泅渡，彼岸永无境；得意常忘形，笔笔皆生命。”我想，这二十个字，就是对我的艺术人生的一个写照。

当我从事文学写作时，曾不止一次感叹文学是一个苦海。当我跳进丹青墨海之后，才知道绘画之路这么难走。每一点突破都难于上青天。如今，我又感叹绘画亦是一个苦海，而且是一个茫茫苦海。

因为爱好，我不看重仕途，而钟情画途。我甘愿在浩瀚的墨海中挣扎、搏斗，以苦为乐，痛苦着并欢乐着度过余生。

几十年的摸爬滚打，本事长了，眼界高了。有时到街上或展览会上转了一圈，看得上眼的画不多。我曾跟崔子范老师说：“眼高了怎么办？”崔老说：“眼高是好事。一旦手跟上去了，艺术也就上去了。眼低，那就没有救了。”

去年个展之后，我陷入一个极大的困境。我几乎不会画画了。画过的，不想再画。老路，不愿重走。而新路一时又茫然。朋友们告诉我，这也许是件好事，困而重生。有朋友说，“不要硬去突破，按自己的路子走下去，该画什么就画什么，说不准哪天就前进了。”当然，说不准也会困死，从此就丧失艺术生命。

我想，有困苦总比老满足好。

2013年3月3日于龙潭西湖五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