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山居时，她反对。她说：“北京条件不错了，到老了还回老家造房子……”聊到凌晨，还谈不拢。
“不造了，我们睡觉吧！”我暂时妥协。
清晨四五点钟，我便起床，一个人上山，去看那方塘、那方山地。连续三天都如此。她对别人说：“这头牛，拉不回去了。”她先回了北京。我一个人留下来，忙造房子的事。
当山居落成之后，她第一次自京城来故里时，望着这座造型别致、古朴美观的建筑，笑道：“你是有福之人！”
我们每年都来山居居住，一年中有半年时间在山居度过。
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40余年。
43年前，我在这个世界上寻觅过钟情的女孩。少年时，在村里有过朦胧的“初恋”。在上海外语学院时，一位同桌的她对我有过意思。她回复追求者的信，均由我起草，她自己抄复。有一回，同济的一位学子向她求爱，“请把心的钥匙交给我。”我起草时，写了一句“心的钥匙有一把，可惜已经给了别人”。当我从外语学院转学去华东师大的一个夜晚，我们在校园里散步，她婉转地表达了对我的爱，“人家都说我们挺好的……”我却王顾左右而言它。我的乡人们告诫我，上海姑娘养不起，千万不能找。一种狭隘的偏见，把这位同桌的她拒之门外。到了京城，介绍过的姑娘也有，但我的立身理念——先事业后婚姻，把自己的感情封锁了起来。直到遇到她——我现在的妻子曹爱贞，我们才“一见钟情”。婚姻是有缘份的。俗话说，五百年前定姻缘。没缘份是走不到一块儿的。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她。她本来说，一不找南方人，二不找记者。可我这两条都占了。她只好说：“一时糊涂，看花了眼。”我却说：“嫁给我，是你的幸运。”
1964年10月8日，我们从街道办事处领到结婚证。一个28岁，一个26岁。
结婚时，我是个真正的“穷书生”，除去每月56元工资，就一无所有。枕头，是书。我一直以书作枕。被子倒还新，那是1961年从上海调到京城时，上海市体委一位同事见我的被子千疮百孔太破旧了，从家里抱来这床棉被，赠送给我。
结婚前，她说：“你得买一对枕头，添床被子！总不能让我跟你一样拿书当枕头呀！……”
我照她的话做了。买了这些日用品，囊中已是空空。她拿出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台牡丹牌收音机。见我手上空空，又为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她说：“当记者的经常外出，没有表多不方便呀！”
婚礼在我们报社二楼会议室举行。简朴又热闹。桌上放着一些糖果，主持婚礼的是一位山西人，程序是老一套，一会儿让讲恋爱经过，一会儿让唱歌。我最怵唱歌，几乎没有一支歌能从头唱到尾，而且边唱边走调。用同事们的话说，“从大洋此岸跑到大洋彼岸……”
为了对付婚礼上的唱歌节目，不知费了多少心计。我与傅作义的独生子傅瑞元同住一间宿舍，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我们的“光棍司令”。平日里，话语不多，但意想不到为我出此高招。他说：“你就大胆地唱，唱一句走调，便换支歌，边唱边换，直到人们听烦了为止。”
在婚礼中，人们一拉我唱，我便唱，唱走调了便换歌。果不其然，人们笑过一阵，也就放我一马了。轮到拉我妻子唱歌时，我主动把活揽过来，“我替她唱……”自然，一唱又走调……就这样把“难关”闯过来了。
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婚礼，在我们单位，我们是最后一个。
她在北京妇产医院上班。上夜班时，回来很晚。从妇产医院出来，有8路公共汽车，终点站便是北京体育馆路。我们的新居在龙潭西湖边上，到8路汽车站有几百米远，还要走一条很长很暗的胡同。她常常搭乘末班车回来。我总是烧好一点什么吃的，然后骑上车，去车站等候她。怕她早到，我总提前赶到车站。一辆汽车到站，人下空了，没有她。等第二辆汽车到站，人又走空了，还没有她。开始担心了，会不会赶不上车……真是望眼欲穿。两眼紧盯着黑乎乎的前方，耳朵也竖了起来，使劲谛听，捕捉汽车的声响。她下车了，其实还有一辆末班车未到呢！等人，真让人焦急。
龙潭湖宿舍拆迁，我们搬到幸福大街一间老虎尾巴房里暂住。房间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小桌子。好在那个年代，我们也没有别的家具。连上厕所，都得敲开隔壁家的门，实在不便。但她没有埋怨。
1965年春天，我出差回来，感觉她有些变化。养了多年的那两条长长的发辫不见了。问她，她说：“剪掉了。”桌子上放着一些让人一看便牙齿发酸的果子。我惊喜地想到，她怀孕了。
1966年1月10日，她医院的同事给我打来一个电话：“恭喜你，你当爸爸了！”停了一会儿，“生了一个女儿。”
大女儿徐琪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前夕降临人间。
我母亲从老家赶来北京照顾。她住惯乡村，在城市里一切都不适应。大女儿刚满56天，我们就将她送回老家。回北京时，她3岁了。她倒背双手，弓着腰，说：“老实交代！”她把农村干部挨斗的样子，模仿得惟妙惟肖。
她说一口家乡话，老悄声地对我说：“我真冤，妈妈不会讲话（家乡话）。”过不了多久，她自己也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把家乡土话忘得一干二净。她上幼儿园时，没哭没闹，从小这孩子就生性好强。每次接回家，吃饭前，她命令我们全家起立，说：“先向毛主席晚汇报再吃饭。”有什么法子呢，我们只好跟着她站立，向毛主席鞠躬。
好景不长，1969年秋天，我便下放去山西屯留，把妻子和幼小的女儿留在了京城。
“1969年初冬，你们刚走那年，为了集中供暖，搬了一回家。我下班回来，院子里整栋楼搬空了，只剩下我们一家。怎么办呢？又冷又黑。我只好找你们单位留守的一位姓潘的女同志。她给我找来平板车，把被子、日用品，拉到另一个楼里去。我常常带着徐琪去医院上班。天未亮，徐琪醒了，对我说：‘妈，快起床，不要迟到……’三岁的孩子，就懂事了。”
在山居的庭院里，我们坐在竹椅上，望着青山绿水，回忆着那些逝去的辛酸往事。
患难与共，我们熬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
1972年夏天，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女儿。
两个人的工资加到一块儿，也就百把元钱。老家还要接济，手头十分拮据。但她却把生活安排得头头是道，不缺吃，不缺穿，一位会持家的贤惠女人！
她待人真诚实在。有一回，我的一位大学同窗从云南来京，时近傍晚，家里什么菜也没有了。外面商店已关门，买不到菜肴。同窗老友嘛，不讲究，我们坐在小餐桌旁，就着一点点剩菜，一杯接着一杯干喝着酒。她下班回来了，一个劲地责备我，马上动手炒了几个鸡蛋，炸了一盘花生米。有些年，怕冬天缺菜，夏天便多买些西红柿，自己做罐头。老友沙叶新至今还记得到我家吃西红柿面的事。前两年，老同学聚会，沙叶新一见她，就说：“你做的西红柿面真好吃呀！”
在医院工作稳定，两点一线，家——医院，医院——家。在家里，养孩子，下厨房。除了随医疗队下乡，一生基本如此。而我是满世界跑，有些年，家成了客栈。内心很愧疚，我对她说：“退休后，我要做三件事。一，我下厨房。二，陪你逛商店。三，陪你出去玩，我当导游，当摄影师。”
至今，只做到陪她玩这一条。厨房，她还下。她做的饭菜，最合我和女儿们的口味。商店，她不爱逛。玩嘛，国内去了一些地方。我想陪她去国外旅游，她不感兴趣。
相对来说，山居的生活比京城清静许多。这里是真正的两人世界。用她的话说，被“软禁”了。我说，山下便是弟弟家，可以去走走呀！五里外便是派溪镇，也可以去逛逛呀！她说，沿途那么多狗，一只叫，七八只叫，前后左右围上来，太吓人了。当今社会贫富差距太大，来故里打工者太多，像我们两头门村，外来人口差不多已占一半。故乡的富，这些外来打工者是立大功的，但也混杂一些偷盗者，据派出所的人说，没有几家没有被偷盗过。老百姓为防盗，便养狗，从土狗到牧羊犬、藏獒，什么品种的狗都有。一位村民说：“我们村都成狗村了。”说实在的，如果我们长年住在山居，也得养只看家狗。狗比报警器还管用呢！
小偷已4次光顾我们的山居。头一回是2002年10月2日夜里，几个小偷在屋里折腾了一夜。山居并无防盗装备。我以为，四周风景如画，如果窗户都装上防盗铁栏杆，太煞风景。我只锁了一道门，里面放着几十幅名画。还锁了一个抽屉。小偷将上锁的门撬烂了，上锁的抽屉撬烂了，名家字画撒了一地。他们是找钱。没有找到钱，便拿走几件值点钱的东西——一台DVD，一个煤气灶，一只高压锅，还有五床新被子。其时，我们在北京，是弟弟第二天发现后打电话告诉我们的。
第二次被盗时，我们外出杭州。回山居时，发现屋里凌乱不堪，小偷又光顾了。信封、名片纸撒了一地。没有一个信封没有拆开看过。楼上楼下检查了一遍，丢失了一台蒙古朋友赠送的望远镜。
第三次小偷光顾时，我们老两口在山居。凌晨1点50分，报警器响了，我们立即起床。不到5分钟，派出所警车已到。他们发现，厨房的一扇窗已洞开，但没有找到小偷的影子。估计，从厨房一进大厅，报警器一响，小偷转身便逃走了。
第四次被偷，就是今年的9月二十几号。据弟妹来电说，敲窗进去的，“偷得很文明”，连玻璃碴都清理掉。偷走什么，我们还不得而知。朋友送的几瓶好酒，是肯定不见了。报警器没有发挥作用，不知何故未响。小偷们把探头什么的都一股脑儿捎走了。
弟妹们又重新安装了防盗器。还有第5次、第6次破窗而入吗？难说。我们也想通了，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故里警方为了我们的安全，帮我们监控，至少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
在山居，我总有干不完的事。画画、写作、会友。而她呢？她每天清扫厅堂，做三餐简便的饭菜，其他空闲时间就无事可做了。有时，她自己一个人下跳棋。我过意不去，便常和她下几盘。起先我总是输，到后来便各有胜负了。有几回，我连输几盘。有几回，她输得很惨。她吓唬我说，“再输，我不做饭了。”她赢回去了。是凭真本事赢的。可我却说是让她的。下着玩，也计较输赢。小小跳棋，千变万化，点缀着我们晚年的生活。屋外有水塘，其实也可以钓钓鱼。出门便是山，其实也可以爬爬山。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望望山，看看水，回忆着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
生活是平淡清闲的，但又是充实有趣的。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庭、事业，可以不用我们操心，但我们总是想不开，有操不完的心。这便叫可怜天下父母心。操劳了一生，奋斗了一生，回归两人世界，身体尚可，朋友很多，口袋里有点余钱。应该说，眼下是我们的“黄金时期”。
应该结婚时赠送的戒指、项链，近些年都补送了。
我们掐着手指头算过，离50年金婚，还有7年时间。等到金婚到来时，我们得好好庆贺一番。妻子很务实地说：“别太美，生死是由你说了算的？俗话说，今日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我们活到那天没有问题。”我是乐天派。人生都难免一死，管它呢，过好眼下每一天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