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过去后，在东阳一家宾馆邂逅东阳市市长陈丰伟。他从报上得知，我在海外办画展的信息，热情地发出邀请，“你是我们东阳中学毕业的，回东阳办个画展吧！”
我祖居永康，但从小学五年级到东阳，一直读完高中。上大学去上海，户口是从东阳转出去的。8年的东阳生活，使我会说一口流利的东阳土话。
有一回在东阳西站“打的”去卢宅木雕一条街，司机知道我从北京来，以为我根本听不懂东阳土话。途中，他打开前门，让一位女孩上车，毫无顾忌地与女孩说起“私房话”。我已知道，她的身份是“情人”。女孩羞涩地阻止司机说话，但司机说，“他是北京人，听不懂的。”他愈说愈不像话，再听下去就不道德了。我用纯正的东阳土话说：“听得懂的。”吓得女孩喊停车，打开车门就“逃跑”了。
东阳是建筑之乡、木雕之乡，也是教授之乡。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物理学家严济慈，就是东阳中学毕业的。在北京开东阳同乡会时，他总是最早到会，最后离会。我们新闻界的老前辈邵飘萍也是东阳人。我在东阳有小学、中学同学。一位叫周仲文的高中同学，因替被打成右派的同乡说了几句公道话，被开除学籍，如今在东阳一家酒厂当厂长，我与他一块儿吃过一餐饭。他嗓门大，酒量也大，但我们从不提及1957年那段令他伤心的往事。我们怀念他父亲，一位手艺好人缘好的剃头师傅。
在东阳，还有我一位老师的女儿。她人长得标致，学习更优秀。因为老师在国民党干过事，成份不好，她与大学无缘。老师和师母都有意将爱女托付给我。我从上海回故里时，他们特地请我捎东西给在乡村小学当老师的女儿。她比我小十来岁，又是我尊敬的老师的千金，我压根儿没有往那层意思上想过。过了一些年，我才知道，他女儿自己也有此意。大概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主张先立业后成家的我，依然孤身一人。我想起了她，给她去了一封信。她回了信，写道，“我等了你那么多年，你的嘴唇就像两扇紧闭的铁门，连一个字都不透。”她告诉我，一切都晚了，她已订婚了。这个连花都未开的爱，自生自灭了。这封信，我一直留着。直到结婚之后，我才当着妻子的面，扔进炉火里烧掉。
在东阳，还有教过我的许多老师，还有已当了人大代表的妹妹一家。无论是从亲情、友情还是乡情出发，我都应在东阳办一次展览。
2004年1月10日
元旦刚过，东阳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挂起了“祝贺鲁光画展成功”、“鲁光画展充满浓浓乡情”的大幅横标。坐落市中心的东阳图书馆门前，竖起了画展的广告牌，以燃烧的烛光为背景，叠印了我写的一段话：
乡情是一曲永远吟唱不厌的赞歌。她凝聚在我的斋名中，镌刻在我的印章上，流泻到我的书画里。她完完全全融化在我的血液中。
画展的主办者是中共东阳市委宣传部和东阳市文化局。画展开幕那天，《东阳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我的画和记者访谈。金华市副市长王建平、金华市委副书记陈章凤拨冗赶来出席开幕式和观看画展。上百名观众和学生挤满了一楼大厅。一幅名为《永远的乡情》的彩墨画，成为人们聚焦的目标。2003年4月20日，我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的安排，到杭州灵隐寺旁的作家之家休养。离开北京那天，已发现情况异样，机场工作人员都戴白口罩了。等到了杭州，形势已急转直下，“非典”肆虐神州，杭州有几幢居民楼已被隔离。偌大一个西子湖，无一个游人。我们10多位作家被困在那幢古色古香的作家之家里。要出租车回金华都很难，因为传说金华的武义已发现“疑似病例”。电视、报纸，每天都在报“非典”疫情。据说，有的地方见了北京牌照的车都给砸了。我去一位老朋友家办事，这位朋友的妻子一开门，吓得说不出话来，问：“这个时候跑到我家来干什么？”弄得我的那位一生惧内的朋友怒目圆睁，不满了他老婆一回。我调侃道：“你真不知道我来找你干什么的吗？我是来与你同归于尽的。”好像世界已到末日，真到了“闻京”色变的程度。
我刚回到五峰山居，便有人敲门呼叫。我不免有些紧张。听说，有些村子，人们拿着锄头把住村口，不让外人进村。有的大学生刚到家，便有人“告密”，被派出所叫去隔离。我打开门，站在我眼前的是邻居老妪。她笑道：“你刚回来吧！快去我家后院摘杏珠（樱桃）。”到了她家后院，只见10多棵樱桃树挂满了红红的果子，一碰就掉落一地。我摘了一竹筐，便回画室，调色着墨，画出满纸的樱桃，题名为《永远的乡情》，并即兴写了一段有关乡情的长长的文字。
这幅来源于生活和情感深处的彩墨画，开幕当日就被一位乡亲收藏走了。
还有一幅《菖蒲》是“非典”时期我游杭州植物园所得。在一泓清清的水流边，一丛菖蒲翠生生地顶着数十朵灿烂的黄花，充满了生机。没有拍照，也没有速写，凭印象创作了这幅花卉画。这是神州大地笼罩在“非典”的恐惧之中时，我内心对生命的呼唤！
一幅幅充满乡情的画，都被收藏走了。
画，能为家乡人喜欢，我打心眼里高兴。
天天有人从永康来东阳捧场。他们中有女老板，有文化人，有书画同道，也有素不相识的家乡人。真是乡情画展乡情浓啊！
2005年12月28日
相隔将近两年之后，2005年岁末，我在金华市吴弗之艺术馆举办了第二个乡情画展。这是两位金华朋友鼓动我办的。展出60余幅作品，都是在五峰山居画的新作。我有意将各种风格的画都拿出来展示。牛画大约占了三分之一，计黑为白的花鸟画占三分之一，水墨画占三分之一。金华是个人文底蕴很厚实的地方，听听这方人士的意见，对今后绘画艺术的发展定有裨益。
我写了份《画展前言》：
我的艺术源于故里，也必将回归故里。
生于斯，长于斯，漫漫七十人生，无时无刻不思于斯。
故里，是我人生的起点，我艺术的源泉。
乡情、亲情、友情、爱情……诱发着我的文思和画思，激发着我的创作灵感。它们是我的文学和绘画的永恒主题。
写花写鸟写牛，画山画水画人，无不是在画自己，写画自己的心，抒发自己的意，倾泻自己的情。一言以蔽之，无不是表述自己对人生、对世界、对自然的理念和审美情趣。这便是我钟情大写意的缘由。
我已在日本、新加坡、澳门、北京、东阳等地相继举办过多次展览。金华的朋友们建议我回老家办一个画展。我从命。这是一次向乡友们的艺术汇报展。
在辞旧迎新之际，新朋老友便相聚婺城，实乃人生一大乐事。
2005年12月28日于故里公婆岩山下
为这次展览，我特地创作了一幅丈二匹的巨幅《红烛》画——《生命》。
展览开幕时，此画高挂在展厅正面的大墙上，红红火火，像无数火把在燃烧。据金华一家冲扩数码照片的店主说，那几天他们的冲扩机里尽是站在红烛前的合影。
据我所知，金华真正的字画收藏家是稀少的。老板买画，大多为了送人。常言道，有钱的不懂画，懂画的没有钱。但也不尽然。我就在展厅遇到一位真正钟情艺术的普通人。
他是金华郊区的一个农民，姓李，家里收藏了不少字画和杂件。结识我们之后，从前收藏的东西统统处理掉，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头再来”。他把目光放到全国名家身上。两年来已收藏了徐希、崔子范、吴山明、吴迅等人的精品力作多幅。前些年，在一次画展上见到我的一幅《放牧图》，驻足观赏了老半天，说我的画太像他少年时放牧的情景。他给我留了电话，相约见面，执意要买下这幅8平方尺的画。他骑一辆旧摩托车，脚上的高统靴沾满了泥巴。我说，“这画太贵，你看看就行了。”但他求我便宜一点卖给他，他说，“我是农民，没有什么钱，但我真的太喜欢这幅画了。”既然他说得那么恳切，我就以较低的价格将画卖给了他。第二天，他送来两件东西，一幅日本画家画的竹帘山水画，一个明代的楠木笔筒。他说，“你对我这么照顾，我过意不去，送你两样东西。”
我与这位真诚的青年农民成了朋友。只要到金华，我们总要相约一起坐坐，偶尔也吃顿便饭。在这次展览会上，他又看中了我的几件精品。一幅以线造型的三牛图，一幅8平方尺的红烛，还有一幅瓶花……我以极平常的价格给了他。我不看重金钱，而看重他对我的艺术的理解和痴迷。
还有一位年轻女老板，看中了我的一幅计黑为白的荷花图，以较高的价位收藏。她看中的几幅画，都是我追求的那种艺术风格。她与她的先生打算办一个艺术馆。我想，真办起来，以她的艺术眼光，收藏的品味会相当高的。
还有一位在杭州工作的青年乡友，为了购买他看中的一幅三牛图，从杭州追到金华，又从金华追到杭州，直到把那幅喜欢的画拿到手才罢休。
求画者更是络绎不绝。过去，我的手很松。友人们老警告我，心不要太软。我看中的是情缘。有情有缘就送。对喜欢艺术的人来说，画是有价值的。但对不懂画的人来说，一幅画也就如一张废纸。这两年，我明白了许多，心肠也硬了许多。画得太滥，送得太滥，是对自己艺术的糟蹋。不送则已，送就要送自己满意的画。太随意的东西，送出去后会后悔莫及的。人成了名，废纸也会成“宝贝”的。一位司机，捡拾我在笔会中撕碎扔弃的画，请裱画师精心拚凑好后，找我题字。面对这种场面，我既感动，又尴尬。从此，送裱时，我再也不用废画包裹。有一回，来了四位市里的局级干部，每人都拿出所需画的尺寸，而且都是大画，说是新落成的客厅要用的。我愣了半天，作难了半天，最后还是狠狠心说：“事情太多，来不及画。”我想，即使我狠狠心送给他们一人一幅大画，那么下次登门求画的就不是三四人，而是无穷尽的三四人。我不可能有求必应，迟早也得得罪人，晚得罪不如早得罪。我想起吾友漫画家乃光兄跟我讲的一个故事。有一回他见到他的老师吴作人先生。学生求老师一幅画，天经地义。吴作人先生满口答允，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很真诚地说：“我先记上。”直到作人先生仙逝，法乃光兄的名字依然在吴先生的本子上写着。这倒不失为应付求画的一种办法。可惜，我是性情中人，太重情重义，我做不到。
画债累累，永远也还不清。只能还一笔算一笔。奈何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