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华参加完黄宾虹艺术馆开馆典礼之后，我又在艺术馆住了一些日子。
1999年7月初，我回到故里永康。一个夜里，时任永康市委书记的楼国华，我在中央党校时的同学、原金华市委副书记马际堂，我，还有永康的几位书画家，相聚在徐小飞工厂的宽大的书画室里，写字作画，直至凌晨。
我为马际堂画了一个大酒缸，酒缸上贴着一个大红斗方，上书一个“酒”字。根据马际堂的顺口溜，我即兴题写，“感情好能喝多少算多少，老乡见老乡小杯换成缸”。在另一幅画上，我又将马际堂念的两句话题上，“朋友知多少，下台方知晓”。楼国华好喝几杯酒，酒后字兴大发，挥毫泼墨。
“楼书记，我们都动员鲁大哥回老家造个房子，常回来住住，为家乡的文化建设作点贡献。”市文化局局长陈为民是位豪爽之人，是本地颇有影响的书法家。他乘兴向楼国华建议。
“延安有个鲁艺，我们也建个鲁艺，叫‘鲁光艺苑’吧！”楼国华是个性情中人。
这次回老家已有半月，天天与永康的文友、画友在一起吟诗作画，真是乐而忘返。
这些文友画友中，有时任方岩书画院院长、画兰高手胡竹雨、画虎高手沈高仁（爱称“沈老虎”）、市文联主席徐加方、市文化局长书法家陈为民、版本收藏家李世扬、青年书法家叶成超、老板画家徐小飞、女诗人陈思、《永康日报》美编朱一虹、记者高胜英、总编辑吕子尚、副总编辑朱维安、画家吕德胜、徐新奇等。许多人有意留我，好多与他们相处交流。看到故里文人辈出，文化气氛这么浓厚，打心里高兴。落叶归根，我有意多回故里居住。于是，便有了造房子的念头。
“官称‘鲁光艺苑’，我还是叫它‘五峰山居’吧！”我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
“楼书记题一个‘五峰山居’吧！”我说。
马际堂说：“国华，题吧！”
马际堂，山东人，南下干部，口碑好。1991年我们同时在中央党校进修。有一天，在大礼堂看电影，我们挨着坐。此前，我们从未会过面。电影放映之前，我们闲聊起来。我得知他来自浙江，便问他：“跟你打听个人，金华的马书记你认识吗？”他笑道：“我就是马际堂呀！”他也得知我是国家体委的，便问：“《中国体育报》的鲁光你认识吗？”我大笑：“我就是鲁光呀！”我们便这样相识了。我们常在一块打乒乓球，也聊故乡的事。日子一久，我们便成了知交。我每次回故里，有事无事，都要去看望他。这回，楼国华打电话告诉他，“马书记，你的老同学鲁光回来了！”马际堂放下电话，便从金华赶来永康。这是一个很重情义的山东汉子。
楼国华已写就一张“五峰山居”。马际堂看后说：“这张写得不理想，重写一张吧！”
楼国华没有马上重写。我们又坐下，喝酒。酒喝好了，会写出好字。只见楼国华大笔一挥，“五峰山居”四个苍劲飞舞的大字跃然纸上。这几个字，后来一直高挂在五峰山居的客厅正墙上。楼国华来访时，我真诚而又幽默地对他说：“楼书记，这几个字写得好，恐怕是你此生写得最好的几个字了。”我在一篇散文中写过，“当官的，换地了，题的字，就拿掉。但我不会，‘五峰山居’将永远挂着。这是一种纪念。”
第二天，陈为民就以市文化局的名义写了一份建造山居的报告。楼国华作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特事特办”。我住在永康宾馆，小飞、为民、加方、跃其们为我造房办理繁杂的审批手续。不到一周时间，一切该办的手续都已办妥。我被一种浓浓的乡情、友情所包围着。
我居京40余年，两袖清风。造房子，拿什么造呀？又是故乡的文友画友张罗着为我筹集资金，大家伸出友谊之手，提供各种方便。
图纸，是东阳朋友张罗提供的。我带回北京，请我的老同事鼎华兄的女儿王蕾（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年轻设计师）一看，她笑道：“鲁叔叔，你怎么找一个不懂设计的人设计呀？”我有些不明白，说：“我们老家好多房子都是他设计的。”王蕾说：“这是乡镇企业楼呀！”
我拿出10多张山水环境照片给她看，她说：“这么美的地方，应该造一栋有风格的房子才行呀！”
我请她到我的故乡一行，但她手头任务太繁重，实在走不开。她用钢笔给我画了一个屋子的造型，有内外走廊，结构错落有致。
有一两个月时间，我日日夜夜看着这张简易草图，构想未来山居的模样，简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有了自己的设想后，我还是找东阳的那位设计师，请他给画出结构图。
1999年9月20日，子夜，千年沉寂的公山，人声鼎沸，鞭炮声声，山居奠基了。我与一拨文友，四男三女，参加完一位书友楼美珍儿子的婚礼后，驱车赶来。弟妹们让我点燃第一炮。炮声此起彼伏，在山谷里回响。女诗人陈思感叹，“千年等一回……”
是夜，隔海的台湾宝岛发生了地震。我开玩笑道：“会不会是奠基的炮声引发台湾地震啊……”
历时一年，在低洼山地上矗立起一座造型别致的小楼。
建筑队是从建筑之乡东阳请来的。有一年时间，我守着这块土地和这支建筑队，我既是监工又是采购员。庭院里，有一株老樟树，树旁是一方水塘。无事时，我便躺在塘岸上、古樟下，看竹子摇曳枝叶，看蜻蜓戏水，看松鼠飞行。我真正尝到了回归自然的无限情趣。此时此刻的人生享受，拿什么官职来换也不想换了。
我常去东阳采购。这年的盛夏，我妻子从北京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市场采购地板、地砖……”妻子不安地说：“你那么大年岁了，大夏天的，热不热，累不累呀？”我说：“如果是造房子，我会厌倦的。但我是把山居当成一种艺术品来对待的，就其乐无穷了。”她哭笑不得，无可奈何地说：“那你就好好享受吧！”
在东阳的别墅群中，我发现有一种土红色的墙砖，深色、中色、浅色，搭配合理，挺别致，颇有诗意，而且耐风吹雨淋。可我怎么也打听不到这种墙砖的产地。有一天，我下榻杭州饭店，见工地上有此种砖，真是喜出望外，立即过去问工人。工人是东阳老乡，说：“你拿几片去当样品好了。”我见包装箱上印有福建的字样。几经打听，如愿以偿，购买到此种墙砖。
东阳是建筑之乡、木雕之乡。在卢宅的店铺里，我发现了许多旧木窗。我买回十多个旧窗。木工见了不解吾意，“买这些破烂东西干什么用呀？”
“你会制造吗？”我问。
他摇摇头，“难。这些榫头，都是手工凿的。一个星期，不一定做得出来一扇。”他如实地说。
“100多元一扇。你做的话，光工资一扇就要五六百元。而且没有这种古老味。”我给木工算了一笔帐。
我将这些又脏又旧的木窗扔进池塘里，泡了几天，然后用棕刷仔仔细细刷洗干净。质朴古香，一种绝对有品味的装潢材料。山居的隔门、隔窗，清一色都用的是这些造型简朴而又百看不厌的老窗棂。如今，连这位木工也说：“真想不到，老木窗装进新门窗里，还这么美。”
我不想搞落成仪式，但当地人都主张搞一下。我对楼国华说：“那天，我到场为大家服务。但请谁不请谁，一切由你们定。”
2001年春3月，杜鹃花盛开时节，五峰山居门前簇拥了上百人。金华市委书记、副市长、文化局长，永康市委书记、市长、政协主席，故乡的书画家们济济一堂。两挂鞭炮从高高的古樟上悬挂下来。门楼上，刻在青石板上的“鲁光艺苑”几个大字，是吾师崔子范先生的手迹。大樟树下，刻在巨大鹅卵石上的“五峰山居”四个隽秀之字，是吾友范曾先生的手迹。我作了即兴讲话。
“半个世纪前，我从这个小山村出发，问学上海，问政北京，闯荡世界，如今落叶归根，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里小山村。当然，当年走出山村的是一个纯朴的少年，如今站在乡亲们面前的是一个饱经人生风雨的老人。我当京官，两袖清风。但我一生交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建造这个山居，是朋友们鼓动的，也是朋友们出力促成的。所以，山居是为朋友们建造的。我将每年都回来居住。我愿做一座桥，架在朋友与家乡中间的一座桥。”
为山居落成，我写了一首七律。这是我这一生写的唯一一首律体诗。
自惊花甲乡思浓，
卜筑公山近五峰。
野泊清溪喧巨壑，
奇峰怪石伴孤踪。
修竹滴翠逶蜒碧。
大木复苏锦绣重。
百鸟齐鸣邀好友，
群贤浩唱拂苍穹。
我请东阳的一位竹雕师傅，将律诗刻到长一米的竹子上。连标题“五峰山居”和落款“贰仟年春鲁光左书”，共10片长竹，挂在内长廊的墙壁上。竹刻上方，是荣宝斋经理王鸿勋赠送的刻有“鲁光艺苑”的老楠木牌匾。匾上的字是子范先生手迹。
山居的建筑和装潢，体现了我的审美追求。黑红白，是我钟情的三种色彩。所以，我用深灰的屋瓦，用土红的墙砖，用白色的门框。结构高低起伏，有凸有凹，破了方正。看上去，大气、美观、雅致。室内轻装修重装饰。藤椅、树根、奇石、字画、旧门窗，充分体现文化品味。我为一家建筑杂志写过千字文，对千篇一律的建筑颇有微词。这幢小楼，算是我追求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建筑理念的一种尝试。
客居香港的小老乡南溪老弟，为我印制了数百张方形的精美贺卡，首页是我的静物画红玫瑰。我将此卡作为请柬，发给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请他们到新落成的山居一聚。村民们有生以来头一次收到这种请柬，晚上5时的聚会，下午3点钟便络绎而来。我将朋友们送的好烟好酒都拿出来招待他们。碰杯声，欢笑声，回荡在山居的空旷的庭院里、厅堂中。乡音重重，乡情浓浓。这是一次乡情大聚会，贺礼是一律谢绝的。这一点，在请柬上就写得很明白。但乡风民俗不是几个文字可以改变的。红包还是不少。次日，我叫弟妹们一一送回乡里们。有几位同龄乡里喝醉了。我没有喝醉，但比美酒还要醇香的乡情，使我醉倒了，而且久久沉醉。
特别值得记恋的是楼国华的一个创想：把公山打造成一个文化艺术村。从全国引进文化艺术名人，由政府提供土地、水电等硬件，由艺术家们自行设计建造房屋。所造之屋，生前归文学艺术家们使用。百年之后，开辟成文化名人艺术纪念馆。此设想一传开，东阳、义乌人都十分羡慕，纷纷相约，届时请文化艺术村的艺术名家们光顾他们那里。
国华调任义乌前夕，我们在山居有过一席长谈。我说，“你再在永康呆一二年，文化艺术村就会变成现实。你走了，就很难说了。”国华的继任者中，也有问及此事的，赞成者也有，但都未能付之实施。文化艺术村，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而已。
我怀念他，我的朋友们怀念他，许许多多村民和干部都怀念他——一个敢想敢干的人民公务员。
初夏的一个傍晚，我接到他打来的一个电话，“我已到两头门，上山居的路找不着了……”庄则栋、邱钟惠两位世界乒乓球冠军到山居看望我，我打电话给楼国华，请他过来会会。他正接待省领导，抽不开身。省领导刚走，他就驱车从金华赶来。可惜，我们已去了东阳。
“那我就不去了，回金华了。”他的山居之行未能实现。如今，他已从金华市委副书记兼义乌市委书记的任上离开，调到省林业厅当厅长。再访山居的机会更稀少了，但我会再请他顺道来山居相聚的。
2005年年初，多年未见的一场大雪把山居严严实实地覆盖。其时，我住在明珠大酒店。睡过午觉，几位朋友找我，“山居的雪一定特别美，我们去拍照。”正合吾意。我们驱车回山居。雪有半尺多深，车只得停在山下公路上。我们一行五六个人，深一脚浅一脚踩着厚厚的积雪往山上走。
49年前，1956年春天，故乡曾下过一场这么大的雪。漫山遍野白茫茫。我急着赶回上海读大学，奶奶扫雪送我去八里外的一个小站。就在那个小站，我遇到了一位去金华上卫生学校的邻村姑娘。她是由外婆送到小站来的。去上海，坐去义乌的汽车。去金华，与我反方向。那时，车稀少。一天也就只有一两辆班车。她的车要比我的车早一个钟头到站。两位老人先回村了。她外婆走时嘱托我：“把她送上车……”我们望着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侧耳谛听着远方的车声……沉默着，没有话语，偶尔看一眼她，发现她也在看我，两人的目光相遇，彼此都羞得满脸通红。车声愈来愈近，不是她要坐的车，而是我要坐的去义乌的车。她默默地帮我拿着行李，送我上了车。车开动了，她站在雪中，孤零零的……因为未能践约送她上车，我一直内疚。到了上海，我给她去了一封致歉信。很快，她回信了。我打开信封，掉出来一张她的彩照，当然是用笔染的颜色……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收到一位姑娘的照片。我们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柏拉图式的“初恋”。但我们没有缘份。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未能走到一起。但49年前的那场大雪，那个被厚厚白雪覆盖的小站，那位清纯如雪的姑娘，永久留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年，在义乌大酒店，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你是大记者、大作家、大画家鲁光先生吗？我求你一幅画行吗？”我说：“我不知你是谁……”她通报了自己的姓，说：“清明节我回老家了，去过你的公馆……”其实，清明节那天，我还真在山居，但庭院深深，我未听见她的敲门声。错过了见面的机会。在几个大学讲学时，应同学们的请求，我讲述过这段“恋情”。他们无不惊呼：“多美呀，简直是一部电影……”对于要不要再见面，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征询意见时，五百多位听众，主张见或不见的，差不多一半对一半。武汉体育学院的听众，是一边倒的不见。在烟台一所大学，听众争论得一塌糊涂。主张见者云，应该了却一段情缘。主张不见者云，还是在心中保存一位清纯女子的形象好。至今，我们仍然未曾会面。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都各自有事业、家室，有儿孙。其实，见与不见，都已无妨。斯人早已模糊，只有那场大雪，至今难忘。
故乡又降大雪了！同行朋友是不知道我此时此刻的心境的。此生，我与雪结了缘。我在东北大地踏雪采访过冬运会。在珠穆朗玛峰的冰天雪地中，我与登山队员为伴，与牦牛为伴。
我特别喜欢饮雪卧冰的高原之舟——牦牛。它们那种忍辱负重的吃苦精神，那种坚韧倔犟的跋涉精神，那种敢与野狼搏斗的大无畏精神，都深深地感动了我、启迪了我。每当我挥毫画牛时，我把这种种精神都融化到我的牛图腾的艺术形象之中。
是夜，在山居，同行者们走运了。我怀着激情，铺纸作画，每人有份。我想，这晚的画，与往日的画一定不一样。因为，我向来认为，画是画家情感的流泻。
当我们踩着堆着厚厚积雪的山路下行时，大雪还在欢快地飘舞着。两场大雪，相隔近半个世纪。在情感上，我却觉得它们是相连的。
啊，故乡的雪！山居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