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夏天，我奉命调到人民体育出版社当社长，便由报人变成了出版人。
报社是快节奏的，而出版社是慢节奏的。除了出书，还管着《足球世界》《篮球》《中华武术》《网球》《健康顾问》《中国钓鱼》等一批期刊。也许办报时间长了，有办报瘾，我又策划创办一份新的体育报纸。
现在看来，办过报纸，再办出版，也有好处。出版社的编辑们静心编书，信息不如记者灵敏。我去出版社，把一些新观念带了过去，使大家思路活了起来。同时我千方百计把出版社的节奏加快起来。报社每天有稿目会，到了出版社我首先抓选题会。有了好选题，就不愁没有好市场。那么多杂志，都是广告载体，都是不冒烟的工厂。我们成立了广告活动部，从编辑人员中物色了刘筠、朝晖等有社交能力的几个人。给他们压了重担。他们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把出版社的活动搞活了起来。再加之各编辑部搞起自办发行，调动了积极性，于是财源便滚滚而来。说一千道一万，出版社的根本是图书。要抓畅销书，但更要以抓长销书为主，这一点是万万忽视不得的。
创办《体育大市场》报
申办一份新报是很难的。当时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几位领导都是老熟人。副署长王强华正面临退休，梁衡准备接他的班。我请强华抓紧审批，强华说：“我未看到报告。”梁衡说，报告在他手里。我说，赶紧交强华吧，让他卸任前批一下，为体育界多办一件好事。
没有料到，《体育大市场》报很快批准创办。但出版社经济状况不佳，全年也就80万元利润，而办一份周报，全年资金至少一百几十万元。
既然已批准创办，再难也不能打退堂鼓。我从出版社挑选了史勇、刘筠、林国强、骆勤芳、梁庆法、齐志明、杨毅等七八位社交能力较强的男女编辑，去西安拉广告，解决办报资金。
全国体育用品博览会在西安举办。全国体育厂家正云集西安古城。
到了西安，部属们问住哪里？有三个住处，一是香格里拉酒店，二是军区招待所，三是马军寨招待所。我说：“哪家贵住哪家。”部属们不甚理解，以为这位新来的社长摆阔。但鉴于社长已发话，便办理了入住香格里拉的手续。
入夜，我们在香格里拉酒店大堂休息区闲坐。广东康威的老板出门路过，见了我说：“社长，你怎么也来了？”我直言相告，“我到出版社后创办一张新报《体育大市场》，筹集办报经费来了。我们打算成立一个名誉理事会。每位理事交5万元，以广告偿还……”康威老板很痛快，说：“算我一个。我们忙，就这么定了。”说完，我们拥抱了一下。
头一桶金淘到了。是夜，我们开会，我才讲清为什么我们要住高级饭店。我说，住农村招待所，是交穷朋友。住军区招待所是交一般的朋友。住宾馆是交有钱朋友。我们需要大老板们的支持。这头一笔经费到手，我们的一切开销统统不成问题了。
连续几日奔跑下来，答应的资金已达一百几十万。但口头答应的东西要落实下来，并非易事。我与广告部的人南下广州，去三水的公共汽车无座席，我们站了一两个钟头。不过，最终，钱都到位了。周报可以开张了。
创刊号设计得有气势。第4版登了名誉理事会的名单，20多家国内外大企业加盟。包括金利来、健力宝、李宁等著名公司。版面设计别开生面，两只巨手紧紧握在一起。一只手是周报，一只手是企业。而且，从创刊号开始，期期都有知名企业的广告。报纸又是彩色印刷。《体育大市场》报铺满了北京大街小巷的报摊。
我亲自任这份周报的社长兼总编辑。裴家荣从国家体委机关调来出版社后，就由她兼任总编辑。编辑部由范承玲掌管。好景不长，三年之后，周报的日子就不很好过了。但我们变着法子支撑着。范承玲领着几个年轻人艰难度日，不过很能磨练人。范承玲这位贵阳女子，当过体操运动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腼腼腆腆的，刚来时有些娇嫩。她跟周报一起成熟，无论为人为文都老到了起来。我退休后，七变八变，《体育大市场》先改成《世界体育报》，再后来改成什么就搞不清了，但它锻炼、培养了几位年轻人。如今，他们各奔东西，在首都其他媒体当“台柱子”。
为萨马兰奇出传记
英国作家大卫·米勒著有一本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传记《萨马兰奇与奥林匹克》。为配合北京申办奥运会，我们决定请何振梁夫人梁丽娟女士翻译，在1993年出版，趁萨马兰奇访京时举行首发仪式。
首发式请谁来主持呢？第一个人选，我便想到了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倪萍。她是我的电视连续剧《中国姑娘》的女主角，熟人好请。当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时，他说：“杨澜会外语，请她主持更好一些。”
杨伟光曾与我一道，跟“领带大王”曾宪梓回他故里走过一回，有交情。我说：“倪萍，我熟。杨澜，我不熟呀！”
“嘿，你给我写张条子，我批一下，她不就来主持了嘛！”是啊，对台长来说，绝对是小事一桩。
我当即给杨伟光写了封便信，并写明请杨澜主持首发式的事。有杨台长的手谕，杨澜很痛快便答允下来。
首发式当天，我驱车去前门附近的居民楼接杨澜。她当时住的宿舍便是前三门那种一般的楼房。
“怎么有劳您的大驾来接我呀！”杨澜见了我的头一句话，便让我打消了名主持人难请的顾虑。
“你是中央电视台大牌主持呀！”我们上了车后，便拉起家常。
我打量着身边这位名主持人的着装打扮，问：“公家给做的吗？”
她说：“哪里！都是自己买的。我在地摊上也买过，觉得适合我穿，便买来穿了。”
“上下班有车接送吗？”把想了解的事都问了一遍。
“挤公交车，有时时间紧迫，我自己打的。”杨澜说。
名主持，并不享受我们想象中的种种特殊待遇。至少，在那个年代是如此。
她告诉我，她是上海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鲁光老师，您的报告文学真写得好。我读《中国姑娘》时都落泪了。”谈吐中，她并未流露出名主持的架子，对人很谦和真诚。
拉了一些家常后，杨澜拿出我上车时交给她的“主持稿”。
全神贯注。先是用中文念，又用英文念，念了一遍又一遍。她是很用心的。
我们到达中国大饭店时，离开会还有个把钟头。
赞助单位是来自红军四渡赤水的四川古蔺郎酒厂，他们极想跟杨澜合影留念。
“杨澜，好多人想找你照相，怎么办？”我问。
杨澜大大方方地说：“鲁老师，听您的，你让我跟谁合影，我就跟谁合影。”
厂家代表照过相之后，我们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也纷纷上来，争着与她合影。合影高潮过去后，杨澜突然挎起我的胳膊，“鲁老师，我们也照张相。”
摄影师按了几次快门，照了好几张。
“社长，跟杨澜这么亲密，回去告诉你夫人。”同事中不知谁开玩笑。
“这是我老师，亲密一点应该的。”不愧是中央电视台的名嘴，不仅反应快，而且话说得这么得体。
主席台上，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北京市委领导，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何振梁，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高斯珀，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依次就座。高朋满座，台下的来宾和新闻记者有200多人。
“来宾们，朋友们，下午好……”杨澜的即兴主持，把会场的气氛调节得非常好。
有晚宴招待，杨澜要赶到亚运村参加晚上的活动，不吃饭便走了。
“央视主持人的出场费是多少？据说，像你们这些名牌主持的出场费至少是2万元。”我探听消息。
“鲁老师，我不要出场费。是台长让我来的，更不用说了。”杨澜说得很真诚。
我们给了她250元，说：“晚餐误餐费。”
这是当天晚上晚餐的宴请标准。她说：“好的，这我收下。”说完，坐上我们派的车走了。临走，她又说，“与您合影的照片，能否给我一张？”
按有关规定，会上是不能以萨马兰奇做广告的。可郎酒厂厂长提出来，要与萨马兰奇合影留念。万一北京申办成功了，这张合影照片所产生的效益就不是区区30万出版赞助费所能相比的。
我们给这位厂长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让他发了个言。发言之后，他主动走到萨马兰奇跟前，与萨马兰奇握手。几台机子同时照下了这个难得的镜头。
当1993年9月23日夜宣布申办结果时，这位厂长身上带来了一张100万元的支票。他说：“北京申办成功，今天晚上，就将这100万花出去。”
我与他一起端坐在奥林匹克饭店大堂里观看电视。当萨马兰奇念出“北京”两个字时，他几乎是跳了起来，拥抱我。
“等等，好像是感谢北京……”我还沉得住气。果然，是感谢北京等5个城市，而不是宣布申办结果。感谢之后，萨马兰奇才宣布，澳大利亚悉尼申办成功！
一场空欢喜！对喜讯等待得愈久，期望值愈高，失落情绪也愈大。
大堂里顿时沉静下来，几乎是鸦雀无声。郎酒厂厂长跌坐在沙发椅上，半天没吭气。已经是凌晨了，我站起来，说：“睡觉去！这100万留着下次申办再用吧！”
那回申办，杨澜去了现场。在回北京的飞机上，她见到心情沉重的何振梁先生差点掉出眼泪。何先生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一切皆在无言中。
为女外交官立传
1993年初夏，我乘飞机去杭州，应邀当评委，参加浙江小姐的评选活动。坐在我边上的是外交部的两位女士。一位是外交部副部长韩叙的夫人葛绮云，还有一位是大使夫人刘湘君。她们也是这次选美活动的评委。
当她们知道我是人民体育出版社社长时，便称赞我们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出版的那本传记和为这本传记举行的盛大的首发式。
程湘君说：“我刚主编出版了一本回忆周恩来总理的书。”她感叹：“出书太难了。”
我说：“你们想出书？不难呀，我给你们出。”
葛绮云说：“我们外交部有许多大使夫人，把她们的回忆材料集中起来出本书，一定会精彩。”
“书名就叫《女外交官》！”我兴奋起来，多好的选题呀！
她俩也都说这个书名好。
“就这么定了，回北京就干。你们出面编辑，我当后勤，给你们提供方便。”在杭州下飞机时，我们握了手，将此事定了下来。
1993年的仲夏，人民体育出版社的庭院里来了十来位上了年纪但风姿绰约的女士，她们的着装时尚而得体，气质高雅。这是受我们聘请出任《女外交官》艺术顾问的资深女大使、女外交官们。随她们一起来社的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外交部老部长黄华先生。
在二楼会议室里，老友相聚，谈笑风生。黄华说：“我就出席这一次会，以后……”不等他说完，他的夫人何理良拍拍丈夫的手，说：“话不要说死。我们这些夫人们一辈子为你们操劳，你们也应为我们效一次力了。”黄华立即说：“那倒是，那倒是。”引来夫人们的一阵笑声。
我叫财务部门先支付2000元人民币，作为主编们的活动经费。
“你们这么大方呀！”葛绮云说。
我说，这是应该做的。你们年纪大了，找个人，打个“的”，小聚一番，都要开支的。
区区一点钱，就让女外交官们“受之有愧”，可见她们都是一些守规矩惯了的女人。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前夕，装帧别致的厚重的《女外交官》出版了。扉页上有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的题字，“女外交官是一支生力军。”第二页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的题字，“中国妇女的骄傲”。
本书总顾问黄华作序，他写道：“外交领域向来被看成是男人的天地，而本书中的所有文章表明，妇女在外交上的才干一点儿不比男人逊色。”
日本八佰伴国际集团闻讯，立即出资赞助本书的出版和首发式。
首发式在长城大酒店举行。宾客如云。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外交部部长助理，十多位驻华使节，还有曾出任驻日本大使符浩、驻美国大使柴泽民等一批老外交家和丁雪松等几十位女外交官光临。外交部部长助理握着我的手说，钱其琛外长让我代表他出席首发式，让我转达他对你们的感谢。他说，你们为外交部做了一件好事。他还说，外交部订购700本，分发给女外交工作者们学习。
按理说，这是一本超选题的书。外交题材，不属于人民体育出版社的出书范围。当我请新闻出版署领导出席首发式时，这位领导却说：“你们出了一本好书，我表示祝贺。”
买书库
发行处处长刘瑞霞几乎每年都找我诉苦，“社长，书库又得搬家了。”
出版社自己没有书库太不方便了。依我看，搬家中数搬书最繁重。
经过三四年的奋斗，出版社的利润已非昔日可比，底气足多了。我说：“买！自己买它一个库房。”
部属们东南西北跑，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最后，她们在大兴的鹿圈看中了两个1000平方米的外贸仓库，砖墙水泥地。这是两座新建的库房，库房边上还有一口水塘，可以防火，也可以养鱼。价格不算贵，105万人民币。
找了一个时间，我们与这个乡分管仓库的党委委员吃了一顿饭，喝二锅头酒。那天我感冒未愈，不胜酒力。但那位乡委员酒兴浓，一杯接着一杯敬酒。我的兴致上来了，我端着烈性酒一仰脖就是一杯。我又倒了满满一杯对这位年轻的乡党委委员说，“来，今儿个高兴，我陪你喝！”
大概喝下十来杯酒之后，乡委员说：“社长，我才20多岁，年轻有酒量，乡里人都不敢与我挑战，我服你了。80万，我们成交！”
一下子降了25万，是否这小子喝高了？我说：“我是公家的事，你是乡里的事，价格合理便成。你考虑好后再告诉我们。”
这酒喝的！回京路上，负责联系买库房的部下，有些尴尬了，说：“说好105万成交的，怎么一喝酒变成80万了呢！还会变的，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个总经理管着的。否则，社里会以为我们中间有猫腻——拿回扣似的。”
果不然，第二天乡公司的总经理找上门来了，说：“昨天我这个兄弟喝高了，这个价无论如何不能卖。”他很无奈地说，“就是新盖2000平方米的库房，80万也拿不下来。但是他是我的兄弟，他答应了，我也要给面子。”
不能太为难农民兄弟。
“95万吧！”总经理说，“我们把两个库房给你加围墙，水池也围进去，独门独院。怎么样？”
年轻的乡党委委员瞧着我们，期盼我们能同意。
“行，就这么定了。我们到北京市公证处办个公证。”我们说。
“办公证需要多少钱？”总经理担心的是费用太高。
“公证费，由我们出。”我说。
后来公证了，才2700元。公证处说，就给3000元吧！
50年的使用权。我们每年租库房也得二三十万，四五年就上百万。合算，太合算了！
这么大的投入，是需要向国家体委打报告的。报告打上去了，却石沉大海。我们等不及了，怕煮熟的鸭子飞了，就自筹资金，将鹿圈库房买了下来。
一年之后，上级来考察干部时，给我一个结论，“鲁光有魄力”，指的就是这档子事。还好，我们办得牢靠，假如一旦出了问题，那我的麻烦就大了。在任几年，能办成一两件实事，也算说得过去。
情人节在吉隆坡
出版社的外事活动不多。国际书展是不少的，尤其法兰克福书展颇有影响。我们考虑可打入世界的图书太少，费用又高，就不去参加了。
在任七八年，去过两次东南亚。第一次是以中国记者协会常委的身份，担任中国新闻代表团副团长，到马来西亚列席东盟记者年会。
到达吉隆坡时是阳历1993年2月14日。是夜，马来西亚记者职业工会在市中心的一家酒店举行欢迎宴会。
宴会在顶楼旋转餐厅举行。记者职业工会主席的夫人黄碧茵女士是位画家，她一直陪着我们。
“鲁先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席间，她问我。
我被问得有些茫然，说：“2月14日吧！”
“2月14日是什么节？”她又追问。
我还真不知道是个什么节日。
她请我起身，“你跟我在餐厅走一圈。”
一对对情侣，静静地坐在餐桌两旁，面对面。他们眼前，是一支支燃烧的红烛……我只觉得很有情调，气氛很温馨。
碧茵睁着惊奇的眼睛，说：“你真不知道呀，今天是情人节！”
我还真是孤陋寡闻，此前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节日。
从此之后，我明白了为什么每年2月14日这一天，玫瑰花卖得那么贵。也知道，捧着玫瑰花的人是干什么来着了。
会议在云顶大酒店开了3天。我与团长谢先生一个屋。第一个晚上，我都睡醒一觉了，谢团长还在抑扬顿挫地背致词，“女士们，先生们……”从头背到尾，一字不落。我正欲跟他说话，他却已鼾声如雷。次日才知道，他有说梦话的习惯。昨夜背致词是在梦中。我调侃：“老谢，看来你做不了保密工作。”谢团长无可奈何地说：“多少年的习惯了。”云顶有个大赌场，给我们发了金卡。每个夜晚，当地的记者们便邀请我们进大赌场。那儿有啤酒点心供应。我们不赌，在休息室里边喝边吃边神聊，倒也是一件乐事。
从吉隆坡回国的头一天晚上，都深夜12点了，碧茵和她的先生开车来接我去他们家。他们是新婚燕尔，非请我去小坐一会儿。我说，太晚了，明天一早要赶飞机。这时，女画家才说出了请我去家的真实原因。
“我崇拜崔子范。我知道，你是他的入室弟子，我见不到崔先生，就想请你给我画一幅崔派花鸟画作参考。”
在她家，她先给我画了一幅红毛丹。我为她画了一幅崔味十足的荷塘。她说：“我很想去北京办个展览。”我说：“你去北京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协助你的。”
她的先生第二年回访，在北京我们欢聚了。她先生说：“碧茵生孩子，来不了。她特想来，以后再说吧！”
考察日本美术
在出版社任上，去了日本3次。日本棒球杂志社与我们出版社是姐妹社，每年都有互访。第一次，1993年，我带了四位同事去访。老社长池田先生还主事。他们在日本新泻建了一个资料库，我们应邀去参加落成仪式。我们下榻大汤村的一个温泉旅舍，二层楼，很别致。那个地方常常下大雪。我们去时，大雪把旅舍埋得严严实实的。但室内却温暖如春。晚餐很丰盛，席地而坐，盘腿。我胖，坐着费劲，得不时换换腿，否则腿就会麻木。
池田老社长说，他父亲在东京又嫖又赌，家败了。所以，他不嫖不赌，家业才又兴旺起来。这回接待我们，他把全家都叫来了，大儿子、小儿子、女儿……很隆重。
洗过温泉浴，我回屋。进门换拖鞋，上厕所换拖鞋，进卧室（榻榻米）再换拖鞋，从卧室进凉台还得换拖鞋，觉得有点繁琐，但真讲卫生。泡上茶，边品边欣赏窗外的雪景。窗下是泊泊流淌的温泉，山坡的树林积着厚厚的白雪。积雪太厚重了，就洒落下来。彩灯射向夜空，纷纷大雪就如翩翩飞翔的彩蝶。日本人真会利用自然景观，每一个小景都尽其所用。
落成仪式很隆重。大厅里放着大桶大桶的土酒。主人用木棰敲打桶盖，木头裂开。依然是用木制勺子舀酒。土酒名称不一，其实都属于清酒。清淡，爽口，与绍兴老酒相比，度数要低，后劲也差一些。
资料库很大。在东京就可以调阅各种资料。老池田说：“这是我们的一个美梦。如今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第二次去日本，我们是一个5人团。因为其中刘筠、白艳、赵沛3位同志是首次去日本，为了照顾他们，又安排游览了大阪、东京、奈良、神户等几个我已去过的城市。许多去过日本的朋友向我讲述过厢根之美。于是，旅程最后，我们一行去了厢根。
厢根离东京不远。春天时节，一进入景区，漫山遍野尽是开得正闹的樱花。山径上也铺满了粉红色的落花。我们下榻的酒店，有露天浴池。泡完温泉，进酒店前，有一个长廊。长廊的墙上挂着世界名人的速写原作，不大，有的很小，但都装在镜框里，有灯光照着，很精致。我与美编赵沛，一边休息，一边欣赏，足足用了一个钟头也未看完。本来怕洗露天温泉的两位女同事刘筠与白艳，却迟迟不归。我们都有些担心起来，怕出什么事。她们姗姗而来，直说：“快泡化了……”
在下榻的酒店里，陈列着雕塑大师摩尔的作品集。酒店外边的山坡上，散放着这些世界著名雕塑，夸张、简约、变形，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把厢根公园装点成壮观、美丽、不同凡响。这里还有一座毕加索艺术馆，陈列着上百件毕加索原作。
站在厢根的山坡上，隔湖可以眺望富士山。
美极厢根！难忘厢根！我逢人便说，去日本，别忘了去厢根一游。
第三回去日本，是1994年去广岛参加亚运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人在广岛扔下了原子弹。这座城市便变成了废墟。广场上的雕塑、纪念馆的实物，无不诉说着那惨烈的场景。我所见到的广岛，已是在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一座新城。我参加完开幕式，看了首场足球比赛，便到日本各地去看美术馆和博物馆。日本传统的和现代的艺术馆，看了十多个。看到了许多我国的国宝级文物，也陈列其中。当然，不少件珍宝，是被日本侵略者掠夺走的。
陪同我的日本朋友问我观后有什么感想。说实在的，看了日本的艺术，我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中国古老的文明，深深地影响着日本。
我讲了两条感想，“一是日本的书画艺术，是我们中华民族书画艺术的孙子；二是日本对艺术品真是重视，保护周到，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回东京时，碰到了两件事。
一件是我们派到棒球杂志社的一位气功师正发“神经”，说他要发功毁掉日本什么球队……还在酒席上胡言乱语，佯称他代表中国发表宣言……我与这位气功师作了长谈，稳住他，回国后立即下通知把他弄回国。
第二件事，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屋里看电视，翻译何阳有事外出。突然，地动山摇，发生了强地震。在日本，发生地震次数多，楼宇是防震的，据说楼歪了也倒不掉。电视台立即停止播放亚运会，而直播地震实况……日本报道突发事件的速度，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出席台北大陆图书展
1994年春天，大陆图书展在台北开幕。我随大陆出版社代表团访问台北。
办理去台北的手续，比办理去外国的护照还麻烦，先是过九龙海关费时费事，到了香港还得办理赴台手续。从香港登机飞台北。当时我们就想，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可能就方便多了。假如，能从北京直飞台北，那就更省时省事了。
台湾，陌生而又经常念叨的宝岛。从小的印象，她的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毕竟海峡两岸隔绝太久太久了。
台北，是一个拥挤的城市。我的一位永康同乡叫施志刚，山水画家，师从张大千学过艺。他来北京办过一次画展，我去给他捧过场。我到台北当天，他就跑来看我，打的去他家。他解释说，他本来有车，堵车太厉害，干脆卖掉了。街道都不宽敞，招牌大，店面小，空间的“争夺战”打得很厉害。远远看去，是一块很显眼的大招牌，等找到牌子跟前，是一间小门面的商店，有些像香港。到台北，在语言方面，比香港感觉好。香港满街广东话，这儿到处是标准的国语，没有语言障碍。到处都是扎眼的青天白日旗。这国民党旗，还是半个世纪前在上小学时见过。岛上有1000多家出版社和报刊，一个人两个人都可以注册一家出版社或一份报刊的。而内地的出版社不是科级，便是处级，像我们出版社还是司局级。
首次大陆图书展热闹异常。我在自己出版社的摊位上坐候过3天，与台湾读者和出版界同仁交流业务。我发现，我们出的体育专业书，档次高，颇受欢迎。之后自由活动了一些日子。我出席过一位同乡的婚礼，分男宾女宾就座，三四百人的场面。当主婚人宣布，“今天有来自北京的客人”时，场上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几百人的目光向我聚焦。那时，从内地去台湾的人还少，比较新鲜。新娘新郎都过来敬酒。同桌有一位女宾，是台北的高级公务人员。她告诉我，她过年时最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我问她，想去北京看看吗？她点头，“当然想呀，很想去。可台湾当局规定，公务员不准去大陆。”我说，“我们都来了，你们也一定会去的。”
2007年初夏，我正在故里伏案写作此书时，两位台湾客人来山居作客。他们都是公务员，是夫妻俩，老家都在浙江。这位妻子与我大妹有亲戚关系。她说，台湾松动了，我们可以来内地了。我来给祖宗上坟。我说起1994年的那次台湾行，说起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她说，“以前能看到，我们都爱看。这些年不让看了。怕受大陆影响。说明没有自信心了。”
1994年在台北，我去外双溪看了大千故居摩崖精舍。那真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好地方。建筑就在两条溪流中间。我是先看台北故宫，然后步行去张大千故居的。台北故宫的藏品很丰富，国家的许多珍宝稀宝都收藏在这里。有一本精装的台北故宫藏品画集，虽然沉重，但我把它带回北京了。
回京前，去日月山看了一回日出。大清早从台北出发，说是四五个钟头可以抵达。但4月，正逢清明节，一路堵车，望不到头的车。在车上看了五六部电影录像，到了深夜12时，才到达日月山的一家酒店。看日出凌晨4时出发，坐小火车上山顶。好多同行困得不行，看日出的兴趣被睡眠顶替了。只有我们少数几人游性浓，睡了3个钟头便起身上山。日出看到了，很壮观的，与我在泰山顶上看日出感觉差不多。
在台半月，碰到了一件麻烦事。台湾一批游客在浙江千岛湖遇难。这个消息，成为那些天台北报纸的热门新闻。当时，在台北，只有我们一个大陆代表团。有些人担心自身的安全。
台北新闻界的熟人，指着报纸头条新闻问我，“千岛湖事件是偶然事件吗？”
“我跟你一样，我在台北，不知道实情。”我只能如此回答。
“我们的游客中有几位水性很好的，假如是偶然事件，怎么也会有人游出来，湖毕竟不是海呀！”台北新闻界的这位同行继续追问。
“我想，我们船上水手的水性一定比你们台湾的那几位游客好，他们也未能幸免……”我只能说这些了，再多半句也不能说了。
我也怀疑那条新闻的真实性，但绝对不能乱加评论。
回到北京，我参加由新华社社长郭超人主持的高级新闻职务评委会会议，将台北遭责问之事相告。
郭超人说：“你们浙江封锁消息，连我们的记者都派不进去。我发了火，给省委打电话，说，我是新华社社长，全国新闻都归我们管，怎么连个记者都不能去采访，这才派人去出事现场……”
之后，过了不少日子，千岛湖事件才有了结论，是抢劫所为。难怪连船员、游客都一起遭殃呢！
台北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先生宴请我，并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作客。传闻申办奥运时，他未投中国的票。吴经国很焦急，很委屈，他说，“你可以问何振梁先生。北京申办失利，我流泪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啊！”他本身是一位建筑师。我们谈起了雕塑。他说，他设计的建筑急需雕塑作品。我参观台北那座阿婆罗大楼的各家画廊时，得到的印象是，在台北，雕塑第一，油画第二，中国画第三。吴经国说，我们合作，由你们出面请大陆雕塑家创作雕塑，由我们投资。一个很好的设想。可惜没有再深入交谈形成方案，也就只停留在美好的设想上。
用人之道
我用人是不拘一格的。重考核，不重挡案。
在报社任上，一位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赵卫真主动来投奔。她说：“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到你们报社当记者。”我很看重这个“第一志愿”的表态。我问了她一个问题：“你犯过什么错误没有？”问得有些突然，但她诚实地作了回答。她说：“在《四川日报》实习时，一批荣获金鸡奖的演员到成都。我向报社要采访证，不给我。一生气，我自己混到演员中，采访了多篇稿子，但都给其他报刊发表。《四川日报》领导批评了我，说我犯组织纪律性错误。”我又逼问：“还有其他错误吗？”她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我觉得，她虽然有这个错误，但绝对是一块当记者的好料，便决定收留她。
“先要你了。”我说。
她疑惑地问：“你说话能算数吗？”
“算数！”我说。
她说：“请问贵姓？”
我说：“姓鲁！”
她禁不住欢叫起来：“啊呀，原来你就是鲁光社长！”
如今，她已是《乒乓世界》的主编。
到了出版社不久，一位叫李平的青年想调入《中华武术》杂志。
谈话是在我的办公室进行的。对一般情况作了了解后，我问她：“你的文字水平如何？”
她不太好回答。
“出个题，当面写篇作文如何？”我说。
她点点头，表示赞同。
出了一道有关申办奥运会的题，我便关门走了。
一个小时后，我浏览了她的作文。文思、文采都不错。
我甚至有几分惊讶她的文字的老到。
“去办理调动手续吧！”当我做出这个决定时，她都感到有些意外。
如今，她已当了《中华武术》杂志主编。见了我说：“当年，你就那么痛快地收留了我。”
回想起来，无论提拔干部还是录用人才，我都未看过他们的档案。至今我也弄不清，这种做法是利多还是弊多。不过，这样进来的干部，至少是有真才实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