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是很走运的。苦禅大师仙逝之后，我又结识了当代花鸟画大师崔子范先生。
引荐人是宋中。其时，宋中是中国奥委会秘书长。1971年去日本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时，他是中国代表团秘书长，我是秘书，我们共过事。他迷中国字画，与许多中国画名家有交往，收藏极为丰富。当时只要说得出名字的大家，诸如李可染、黄胄、董寿平、朱屺瞻、唐云、关山月等人的作品，在他的收藏品中都能见到。他一件一件翻出来让我欣赏过，总数不下数百件。他唯独缺丰子恺的画，而我却珍藏着两件。
“给我一幅珍藏吧！我送你一幅朱屺瞻的。”他迫切地说。
我割爱送了他一幅，“就送给你吧！”
我与勃舒去他家赏画时，宋中拿出一幅朱屺瞻的兰花，没有赠送的题款，我明白，这是他要回送我的画。
“好画！”刘勃舒不禁赞叹道。
第二天，宋中带来一幅董寿平的竹子送给我，“这幅行吗？”
我知道，因为勃舒的那句赞叹，他舍不得朱屺瞻的那幅画了，因为他喜欢画却并不太在行，别人一说好，就想自己珍藏了。我笑道：“我是送你的，不必客气。”我收下了这幅竹子。
“我有一位老乡叫崔子范，画得很好的，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宋中不止一次向我建议。
我头一回见子范先生的画，是在帅府园刘勃舒家。有一天，我正与刘勃舒夫人何韵兰聊天，勃舒拿着一卷画回家。
“我刚从崔子范先生那里回来，他送我两幅画，这才叫大写意画呢！”勃舒立即将两幅画挂了起来，让我们共同欣赏。
其中有一幅《玉兰八哥》。八哥憨头憨脑的，玉兰的枝干如坚挺的钢筋，个性鲜明。
头一回看崔子范的画，就感到很过瘾很解气。
在宋中的陪伴下，我来到黑芝麻胡同12号崔子范先生家。
一头浓浓厚厚的黑发，轮廓鲜明而又慈祥的脸，中等个儿，背有点弓，据说在抗日战争中受过伤，身上还留有子弹。胶东口音极重，待人热情厚道。
崔子范是一位“三八式”老干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在山东当过地区专员，奉调进北京后，当过北京医院政委、建设部测绘局局长。1956年10月，在他的一再恳求下，他调到北京中国画院，先任筹备处秘书长，后任党委书记、副院长，一直从事行政领导工作。1951年，经裱画师刘金涛介绍，他结识了齐白石。齐白石对崔子范的画大加赞赏，说崔子范的画是“真大写意”，叮嘱他再忙也要画下去。齐白石老人的这番评价和鼓励，使崔子范决心弃乌纱而习丹青。到了画院后，他不忘齐白石的教诲，工作之余习画不止。他天天画报纸，是一位画报纸画出来的大写意画家。
在我结识他时，他已名声鹊起，是一位被公认的当代花鸟画大师。1987年，正当画坛刮起“中国画穷途末路”之风时，崔子范在中国画研究院推出了自己的花鸟画展，轰动一时，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观赏。好评如潮。吴冠中先生就对我说过，“你老师崔子范的花鸟画是鹤立鸡群。”一位艺术大师称，“中国花鸟画大老崔第一。”美术评论家孙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评论，认为崔子范的花鸟画是“齐白石之后的又一高峰。”
自从宋中将我领进他的这位山东老乡的家门后，二十多年来，我就成了崔家的常客。无论是在黑芝麻胡同的老屋、在紫竹院路新居，还是在他的莱西老家，我都去看望他，看他作画，听他谈艺。我深感，人生能遇到一位高师真是幸运。在我的漫漫艺途中，这位大师总是站在艺坛高处，给我指点迷津。
起先几年，我去拜访他，看他挥毫，与他论艺，我们的关系是忘年交。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我们交往的身份就起变化了。
1989年秋天，有一回，他对我说：“青岛准备盖一座崔子范艺术馆。配合艺术馆开幕，山东给我出一本画集，我还打算出一本传记。好几位同志想写。从这些年的交往中，我觉得这本传记请你写最合适，一是你了解和理解我，二是你懂艺术。”
我本来就有这个打算，崔老又这么看重我，当然是一拍即合。
我欣然应允下来，我说：“崔老，传记我写。但我有一个要求，我要拜你为师，跟你学画，请收下我这个老弟子。”
崔子范先生嘿嘿笑了起来，痛快地答应了下来。他说：“啊，你写我，还有这么一个打算。”接着挺风趣地说，“我答应了。说不准，写成一本书，出来一个画家呢！”
他从藏品中找出一套青瓷水洗、笔筒、印盒，送给我。
“崔老，画具，我都有，你自己留着用吧！”我说。
“唉，你这就不对了，老师送的拜师礼，哪有不收之理呢？”崔老乐呵呵地说。
于是，我收下了这套珍贵的“拜师礼”。
我坦诚地说：“崔老，说实在的，我太喜欢大写意画了。苦禅先生生前说我对艺术有悟性，鼓励我学画。他走了，我跟你学。不过，我只是业余画着玩玩的。”
崔老说：“我也是从业余画出来的嘛！其实，艺术也不分业余与专业。不过，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专业画画才能真正钻进去。你已经50多岁，离60岁还有几年时间，多练练书法，多临摹名作，把基础先打好。60岁之后就可以全身心投入。需要个计划。有计划与没有计划，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在我答应写传记的几天之后，崔老给我打来电话，说：“明天你来，我给你画画。”
在黑芝麻胡同崔老画室，崔老给我上了拜师之后的第一堂课。
在动笔作画之前，崔先生先给我讲了一通人品与画品。
“画画是一件很苦的事。急不得，要慢慢来。画画不能有杂念，更不能想到我画好了可以卖钱。从名家身上，我们可以知道，许多人生活都是很清贫困苦的。荷兰著名画家凡·高，生前只卖过一幅画。他死后，几百万、几千万美元一幅，得利的都是后人，凡·高本身是分享不到的。有些名画家，生前一味追求艺术，名落孙山，默默无闻，在死后才出名。我画画是为人民，为人民画画，我用我的画反映当代人民的奋斗、喜悦的精神状态，用画鼓励人民，与旧社会文人墨客的画迥然不同。一个画家的人生观，对他的艺术生命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主张，先有人品，才有画品。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画如其人。”
“对艺术的追求要执著，不能见异思迁，不能朝秦暮楚。对你崇拜的、喜欢的画家，不能太偏爱。太偏爱了，你就跳不出来了。有的老画家画技是很高明的，但他太偏爱他的老师了，所以没有自己的个性。这一条，千万要记住。你喜爱我的画，但不能偏爱我的画法。我的画也是从前人那儿演化出来的。我研究过徐青藤、八大、石涛、吴昌硕和齐白石。我发现，他们的作品只要有时代作用的，就能得到历史的承认。青藤突破了自然主义，对社会有点贬，从自然科学走向社会。八大的画更明显了，民族味十足。扬州八怪的画有了新的思路。齐白石的画既反映社会，也反映人民。画家应用自己的画作推动社会的进步。我的山水花鸟画，是一种社会反映，是时代思想的反映。我画画，既继承前人的传统，又注意借鉴西画的长处，同时还吸收民间艺术的趣味，根据时代的要求，用新的观念，进行演变，形成自己的艺术道路。我不为人之师，我最多当个辅导员，学我，你就不要从临摹我的画着手。你应该先学吴昌硕、八大、齐白石，还可以参考李苦禅、朱屺瞻、王个簃，学了他们的，才会明白我的画是怎么画出来的。”
崔老在延安跟艾思奇学过几年哲学。他有一个哲学的头脑，有一双哲人的眼睛，他论画总是充满哲理。
他说：“画画到处是矛盾。拙与巧，色与墨，俗与雅，淡与浓，疏与密，粗与细……如果能把这些矛盾处理得当，画就成功了。这是很难的事，光讲道理是不行的，必须实践，反复对比，反复琢磨，才能摸到门道。”
他站起身，拿起画笔，又说：“我从哲学入画，你可以从文学入画。”
这天，他已裁好宣纸，四尺宣四截。他先画了玉兰、荷塘、秋菊、梅花的水墨稿，待墨干后再着色。他一边画，一边着色，一边跟我讲用笔、用墨、用水、用色，还有构成、题跋。他说，“今天我把我的春夏秋冬都画了。画画要有感情。没有感情的画是感染不了别人的。画上这一笔一划，都流动着我的情感。这荷花、荷叶、蜻蜓、喜鹊，来自大自然，但又不是照搬大自然。这是我心中的荷，我心中的荷叶，我心中的蜻蜓，我心中的喜鹊。它们都寓寄着我的情和意，都熔铸着我的审美情趣。所以，我的荷塘，是崔氏荷塘。画画追求的是第二自然，这才叫艺术。一幅画，就这样，一是构图，二是造型，三是笔墨着色，四是题款印章。”
4张墨迹未干的写意画，一字儿摆放在地上。
“你挑一幅留念吧！”崔老说。天已渐渐暗下来，屋里亮起灯。
我一幅一幅品味着，觉得每一幅都别有韵味。最后，我的眼光停留在《荷塘景色》上。
“崔老，我就收藏这幅吧！”我说。
“你有眼力。这幅画，是今天我画得最满意的一幅。”崔老点点头，“你挑走了，我高兴。”
崔先生的夫人李宜绚来催吃饭，“包了包子，有粥，留下来跟老师一起吃吧。崔老就爱吃粗茶淡饭。”
我不愿打扰他们，要告辞。崔老说，“再坐一会儿，我还有几句话跟你讲。”
他说：“我跟齐白石学画，也就一年去二三次。去了就看他老人家画画。有时，他高兴了，说几句。我今天是把老底都给你看了。现在条件好，还有精印的画册可以参考。以后画了画，拿来给我看看。头一课就上到这儿。”他站起身送我，幽默地说：“下课了！”
1985年，我写完《中国男子汉》之后，便到《体育报》走马上任，但书桌上铺着毡垫。不管工作多忙，烦事多大，我都偷闲画画。
1990年，我进中央党校进修半年，一人一间屋，我闭门为崔老写传，写了10多万字。
1993年，我写的崔子范传《东方的凡?高》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出书前，我去了一趟莱西，拿着厚厚的书稿，给崔老念了一遍，请他审阅订正。审完稿，本来打算去他的老家莱阳看一看，崔老说：“你写得很好了，我看不必去了。给你画半天画吧！”
崔老住妹妹家，在二楼画室，崔老为我画了一幅斗方荷花，又为我写了几张条幅。其中一张条幅内容为，“思飘云物外，诗入画图中”，行草，以画入书，苍劲有力。意犹未尽，他说，“你以后还会办画展，出画集，我今天也题了吧！”于是，他题了《鲁光画集》、《鲁光画展》。我真是丰收而归。
有了崔老的鼓励，我对绘画更痴迷了。早晚都握笔挥毫。得空便去画家朋友家串门学艺。常去的地方，一个是刘勃舒的画室和宅第，一个是范曾家，一个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最后一处聚集了徐希、张广、石虎、林锴等一批名家，看他们作画，听他们讲艺术。耳濡目染，仿佛自己也成了一个画人了。
时任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的作家朋友张锲见我如此迷画，便有意为我办一个画展。我说，我没有那么多的画。起先，他建议办五位作家的书画展。我说：“办十作家书画展吧！”
1994年年底，《中国十作家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12月3日晚，崔老打电话来，“你办画展也不请老师看。”我说：“是十个人合展，我的画只展出十幅。闭幕后，我送画去请你指教。”崔老说：“老师要去检查学生的作业。”
12月4日一早，我驱车去接老师。
其时，崔子范的捐献画展正在美术馆园厅展出，吴昌硕的画在东厅和西厅展出，我们十位作家的画在西南厅展出。
进展厅时，我跟崔老说：“如果当年你走当官的路，当了副部长、部长，60岁或65岁退下来，就没有你的事了。你当了画家，如今80多岁了，还走红呢！”
崔老嘿嘿一笑，有几分自得。
我陪他看了我们的画展后，他说：“你的画，画风新，画路也广，不错的，照这么画下去就行了。”
坐在大厅长椅上休息时，崔老继续评说我的画：“《生命》构想好，很新颖。你的火鸡画得很有气魄。《荷花》，计黑为白，有新意，可以再画它八张十张，可能是一条路子……”
行内观众对我简笔牛和黑底《荷花》有不同看法。说黑底透不过气来。
崔老说：“中国画的白描就是线。简笔画牛，出情趣就可以。荷花用黑底可以的，荷叶就可以透气。我赞成你不拘一格大胆尝试，艺术就应该创新、出新。”
送崔老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鼓励我：“我看，你搞两样也就可以了。一个花鸟，一个静物。只要自己认为好，就坚持。到下个世纪开始，你才63岁。我是67岁从岗位上退下来，才专业搞画画的。真正成熟的作品，也就是1983年之后才产生的。”
此后不到两年时间，我画出了近百幅作品，应中国画研究院刘勃舒院长的邀请，1996年10月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崔老从山东老家寄来祝贺条幅，“勇于探索，必有成就”，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致我的一封信《用生命作画》，鼓励我继续走创新之路。
从头一回拜见崔老，至今已有20余载。他每年都回山东莱西，躲开京城闹市，精心作画。他87岁时，我要为他过生日，他说到90岁再说吧！到了90岁，我问他还回老家吗？他说，我有个新的5年计划，画200张画，出一本画册。不过，5年计划要提前两年完成，到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时完成。每年去给他拜年，他都有新年赠语。2005年，他说，要把水彩与水墨结合起来。外国人喜欢一些彩色。你可以从油画中吸收些东西。2006年，他说，你的艺术与你的同时代人比怎么样？与前辈比怎么样？你起步晚，高峰还在后头。2007年，他说，你的画有自己的风格了。我们走到一块儿是双输，各奔前程是双赢。你爱我，但在艺术上要背叛我，离我远去。
在我60岁即将退休前夕，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下好了，可以全身心搞画了。退之前，要把该解决的事解决一下。”当时，我还有些不明白，什么该解决一下。后来，我悟出来了。他曾告诫我，“退休之后不要在城里呆着，找个能激发你创作灵感的地方生活。”他每年去老家莱西，一住就大半年。我思来想去，还是回老家去。1998年冬一退下来，我就毅然决然回老家的小山村造山居。一年之中，我总有半年或大半年住在山里。
2003年秋，我搬迁龙潭湖新居时，子范先生大笔挥写了“文事千古”四个大字。他说，“文学艺术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激励我继续在艰难的道路上前行。
2007年，他93岁生日一过，又启程了。他临别赠言，“我93岁还画画，你才70岁，时间还有。”老师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我也打起行装，回我的江南山居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