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参加亚运会的经历后，我盼望再有一次参加奥运会的经历。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我们报社采访团一行6人，除我之外，还有闫乃华、沈子毅、黄伟康、缪晖和摄影记者张小京。我们取道日本飞汉城。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只拿到5枚金牌，外界称之为“兵败汉城”。确实输得有点儿惨。

体操王子李宁就是在这次奥运会上以失败而终结他的运动生涯的。从北京出发前，我们一道去画家范曾家。路上，我跟他说，你拿了那么多的世界冠军，我还未写过你一个字。成功了，门庭若市，我不愿凑热闹。假如这次奥运会你失败了，我倒要为你写篇文章。

“有你这句话垫底，我不怕了。”当时，中国男子体操队也处于青黄不接之际，本来应见好就下的李宁，只得顶着困难上，状况不佳。谁料不幸而言中。

在汉城，李宁做双杠时骑在杠头；吊环，跌跌撞撞落地；跳马，一屁股跌坐垫子上。“体操王子”变成了败将。平日里极尽歌颂他的笔，此刻流泻出来的尽是责备字眼，说他唱歌分了心，输惨了……

李宁躺在宿舍里，蒙着被子哭泣。我知道，失败时，最痛苦的不是观众，也不是媒体人，而是运动员自己。

我们记者是进不了选手村的。我拜托代表团成员去把他请出来，“鲁光在外边等你。”

他来了，眼睛还有些红肿。

“我践约来了！为你写篇稿子。”我直说来意。

谈话的地点是两楼之间的石台阶上。

“有人说你输了还笑，没有责任心……”我说。

“我毕竟是老运动员呀，一个世界冠军输了马上痛哭流涕，也太没有风度了。到了后台，我控制不住流泪，这两天我都在哭。倒不是完全为这次失手。1981年在莫斯科，团体主力没有我，我哭着争取上，赢了，中国队拿了团体冠军。这回，因为我输了，男团失利，而我将退役，再也没有机会帮我们队夺回团体世界冠军。这是永久的遗憾！”李宁说得很动情、很实在。

“你是在队里青黄不接时坚守岗位而失利的呀！本来可以光荣引退，如今却要受责备……”我为他打抱不平。

“谢谢你的谅解。每当我低头看到胸前的国徽时，我就不能原谅自己，谁叫我是代表中国参赛的呢，我没有尽到责任，责备我、骂我都应该，我能承受。”

我写就一篇名为《你能理解李宁吗？》的通讯，发回编辑部，沟通千万观众与李宁的心。有些骂李宁的观众，读了此文，写信检讨，说李宁永远是他们心中的体操王子。此文被评为中国奥运好新闻奖。

中国队简直是兵败如山倒。上海记者来鼓动我，“你们应揭一揭国家体委领导层的矛盾了。敢捅这个马蜂窝吗？”

我反问他：“你敢揭上海市委的问题吗？你敢揭我就揭。”

他摇摇头，表示不敢。

作为记者，作为国家体委机关报，应面对现实。我们五位记者坐在一块儿，对中国队的成与败作了一次认真的解剖，写出了颇有份量的长文《写在圣火熄灭之时》。此文被《新华文摘》杂志全文转载。

作为记者，汉城的世纪之战——百米决赛，留下的印象是终身难忘的。

9月20日早上9点半，我出发去体育场抢占座位。到达时还不到十点，但看台几乎满座，各种长焦镜头像千百门大炮，炮口朝着跑道，远看简直像是一片长镜头的森林。离决赛中午1点半还有两个多钟头呢！这是我前所未见的场面。

百米决赛发令枪一响，我用相机冲着跑道就按动快门。眨眼间，比赛已经结束。才用9秒79。

新诞生的世界百米跑冠军——约翰逊，高擎着枫叶旗，得意洋洋地满场跑，边跑边向观众台招手。

现场的氛围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得田径者得天下。中国的田径项目太落伍了。哪朝哪夕，在我国也有这么多热心的田径观众，中国体育就大有希望了。

第三天一大早，何振梁先生的夫人梁丽娟给我打来一个电话，百米跑出了大丑闻了。约翰逊药检呈阳性，服用兴奋剂了。老何他们正在开会处理，赶快派记者去采访。

我叫醒正沉睡中的沈子毅。

“赶快去采访，约翰逊服用兴奋剂的新闻发布会马上要开……”我一边说一边催他赶紧穿上衣裤。

沈子毅去新闻发布会现场了。我却回忆起昨天中午去汉城兴奋剂检测中心采访的事。

这个机构是保密的，门外也没有挂牌子。我却对它特有兴趣，总想探寻一些爆炸性的新闻和内幕。这是一个记者的本能。我向奥运村的许多人打听检测中心，谁都答不上来。有人说，就在奥运村某某楼，跑去一看，是一间医务所。问医务所的人，他们只是摇头。没人知道。越是难寻，我寻找的兴趣便越浓。

我们在奥运村大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我们去哪里。我们说要找一个药物检测机构。

“在某某街上，我好像见过这栋房子，我带你们去试试。”多少还有点希望，我们点头同意，“走吧！”

车开到一座红色小楼前停了下来，司机说：“应该在这里面。”

我们站在楼前，没有见到任何标志性的牌牌。好在传达室有人，我们一打听，果然就在这里。

“医生们去午餐了，两点上班，请你们在大厅里休息等候吧！”传达室的工作人员很客气。

肚子也饿了，但我们忍受着，喝了几口矿泉水充充饥。

两点刚到，客厅门外就传来了脚步声。来人是一位美国医生和一位韩国医生，都穿白大褂。我们起身，送上名片，说：“我们是中国记者，好不容易找到这儿，想请你们介绍一下你们对兴奋剂的检测情况。”

“你们是到这儿采访的第一批外国记者。但我们有规定，比赛结束以前，不接待任何记者。”那位韩国医生先开了口。

“是不是这里的一切都保密？”我们问。

“那倒不是。”还是那位韩国医生说。

“那能不能介绍一点情况呢？比如已经查出违禁的有多少选手？”我们不甘心白跑大半天。

韩国医生递给我们每人一张名片，然后说，“等比赛结束后，我非常欢迎你们来访。那时我可以将一切都公开。”站在一旁的那位美国医生微笑着冲我们点了点头。

这无疑是下逐客令了。我瞧了瞧手中的名片，一面印着“科学技术学院理学博士朴钟世”，另一面印着“汉城兴奋剂检测中心检验师”。

走出那栋红色的小楼，望望厚实的高墙，我不免感到失望。

当我翻译的一位记者同行感叹道：“从西方的新闻观点看，没有新闻就是最大的新闻。”

走出好长一断路后，我们又回首久久凝望着那座充满秘密的红楼，总觉得那儿蕴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性新闻。

约翰逊丑闻爆发了。也许，昨天中午我们贸然闯进那座小楼时，丑闻正在揭秘。人家还以为我们是闻风而来的。回想起来，昨日还真不虚此行呢！

之后我们才得知，约翰逊药案不是孤立事件，有一个国际赌博集团在背后操纵，据说赌资高达30多个亿。

新闻记者的眼睛不能光看近处，还得看远处，看深处。不仅要会写，更要会观察，会思索。做一名成熟的称职的记者，实属不易。

在汉城，我独自一人探访过奥林匹克公园——国际体育雕塑公园。一天早晨，我一个人背了部相机走进公园。保安警察来拦阻。我看见他们正拿着探测器在工作。我不会韩文，警察也不会中文。我一边往里走，警察一边往外挡。就这么一边挡，一边往里走，用了40分钟，我观看了全部雕塑。其间，还将相机交给警察，为我和雕塑合影。当警察无奈地摇头时，我用英语说了一句“谢谢”。

一篇汉城体育雕塑特写发回了北京。据说，北京的雕塑行家们读了之后，认为此稿写得很内行。具像的雕塑不多，多半雕塑都是抽象的。这得益于我参加过我国首届体育美术展览，与众多雕塑家有过交往，也读了不少雕塑的书。我没有被难倒，边走边欣赏，边形成稿子。从这点看，记者的知识面、综合素质决定了记者的作为。

在汉城，深夜迷过路。是警车把我们送回奥运村。当时，中韩尚未建交。韩国人对我们还陌生。见我们上了警车，问我们是台湾人吗？当我们回答是“中共”时，惊得他们噌地站了起来。

为寻找“南京料理”，我们曾误入深深的“地下餐厅”。当我们发现菜单上的菜都奇贵，十七八美元一道，甚至三四十美元一道时，我们意识到误入“餐厅”了。可我们已洗过手，用韩国女子送来的毛巾擦过脸了，怎么办呢？一急，计上心来。没有什么菜点什么菜，“北京水饺”、“打卤面”……韩国女子很客气，“你们走错地方了，请允许我带你们去‘南京料理’。”我们跟随她走出深深的“地下餐厅”，来到马路对过的一家小餐馆——南京料理。

汉城人，以好客、真诚的心，对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办奥运会前，韩国在世界上还是比较孤立的。奥运会开过后，外交局面打开了，与未建交的国家纷纷建立了外交关系。

回到北京，以写《强国梦》轰动一时的作家赵瑜来采访我，说他正在写《兵败汉城》，“你最了解上层情况，想请你说一说。”

我了解赵瑜是有闻必录，见什么写什么的。他的《强国梦》，在文学界叫好，而在体育界却颇有争议。为了少惹麻烦，我谢绝了他的采访。我告诉他：“在汉城，我只顾采访，上层的事一无所知。要了解内幕得去找体委的知情人。”

中国友谊出版社来找我写《兵败汉城》，也被我谢绝了。因为写反思文章的已经很多，我不凑这个热闹。来组稿的编辑说，“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行吗？”我为他们写了一个记者在汉城的所见所闻，书名叫《世纪之战——汉城奥运会纪实》。此书在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的评奖中获得了“长篇纪实文学奖”。在这本书的写作手法上，我做了新的尝试。我用大白话写人写事。在绘画中，这种技法叫“白描”。《中国姑娘》责编杨匡满兄读后写来贺信。他认为，我在文学创作中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个赞扬，有些出人意料，但我在写作上的新追求，得到编辑老手的肯定，还是令人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