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秋天，9月下旬，一纸红头文件，便把我从国家体委机关调回体育报社。职务是常务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社长由已升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徐才同志兼任。总编辑左林刚离休，总编的位置暂时空缺。半年之后，徐才同志不再兼任社长。人们都以为，两个职务会由两个人来担任。谁知，社长、总编辑两副重担都压到我一个人的肩上。

得知这个消息的女作家陈祖芬特意写来一封信，没有祝贺，只写了一句话：“太可惜！太可惜！！太可惜！！！”确实，我也从文学界淡出，全身心投入新闻工作中去。

新闻单位的一社之长，是很难当的。各种矛盾，都会聚焦这里。在王猛主政国家体委时，曾调一位老资格的司长去报社。那位老司长找我（我在政治部秘书处任处长），求我跟主管人事的国家体委副主任陈培民反映一下他的请求：“只去两年就调回机关。”我问其原由，他说，“那个地方太难干了。”我去报社上任后不久，在马路上碰到干部司司长。他拍拍我的肩膀，叮嘱我，“谁去也搞不好，遇事别着急。”这话出自干部司老司长之口，让我吃惊不小。但我正年富力强，对老司长的话有点半信半疑。不过，工作难度大是肯定的。

《体育报》的人事变动，我出任新职，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日本的《朝日新闻》发表了千字专文。

当记者时，我以为一辈子当记者最自在。但领导上把我放到火炉上了，烤也得烤，不烤也得烤，别烤糊就行了。

我接手《体育报》社时，发行量在60万份左右。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报纸成本一角，零售价却是五分。发行得越多，亏损越大。有一年居然出现了七八百万的赤字。好在财政全部给补上了。

当时是李梦华主任主政国家体委。他是一位非常务实而又开明的领导。1987年3月3日上午，体委开了一次办公会，专题研究《体育报》的问题。他说，“《体育报》是宣传体育的主要阵地，体委离开这张报纸是不可想象的。各部门都要关心支持。经费上的困难，要帮助解决。贷款还不了，体委背起来。下决心解决，卖掉裤子也要解决。”他又说，“不能板起面孔办报，宣传政治思想要结合实际，要生动活泼。大块文章要少，小题不要大做，大题可以小做……”

有这样的开明的领导，我们充满信心去办报。人气士气都很旺。但矛盾之复杂，是难以想象的。不是我们办报人没能耐，有些矛盾是无法解决的。略举一例。前任主任主政时，倡导“体育强国”的提法，而后任领导，却不赞成“体育强国”的提法。正在其时，国家体委政法司一位领导为我们起草了一篇社论，其中有“体育强国”的字眼。体委领导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内容便是讨论这篇社论。我保持沉默。分管的一位领导问我：“你对‘体育强国’这个提法怎么看?”我只说了一句话，“谁官大听谁的。不就是把‘体育强国’这四个字拿掉吗？”说实在的，我还真弄不明白，“体育强国”的提法有什么错。为什么非不让提。散会后，这位分管领导作了批示，去掉社论中的“体育强国”。此时，另一位共同分管的委领导出差回京，见了送审稿，又加了一段有关“体育强国”的提法。两位分管委领导各唱各的调，我们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我对删去“体育强国”的那位委领导说：“领导有分歧，我们不好办，你还是请示主任吧！”他答应了。可第二天我见报纸上还是留着“体育强国”的提法。事后碰到主任时，我问他：“你怎么又把这个提法留下来了？”他说：“算了，省得为此争吵。”

从这件事就知道一张报纸有多难办了。

难办也得办。在其职就要谋其政。我全身心去履行社长兼总编的新职。早上，我一般7时就到办公室，看那些永远看不完的文件，批阅急件。8时，就去各办公室转悠，“现场办公”。

走马上任前，我与妻子到八大处的国家体委党校小憩数日，调整心态。

我对妻子说：“报社人多嘴杂，矛盾也多，如果政治上、经济上整不倒我，必然会传些桃色绯闻。你别听，信我就行。”

妻子点点头，将此话记在心中。这为日后后院不着火做了预防。

请小平同志题写新报名

报纸办得越好，发行量越大，亏损就越多，太不正常了。后来，允许报纸调整价格。同时，我们办报的思路也拓宽了。

1987年，第6届全国运动会在广州举行。我们争取将《体育报》作为全运会会刊。为此，广东为我们拨款38万。我们包了白云宾馆一层半，报纸出日报和彩版，采编人员士气很旺。记得全运会闭幕那天，我们全体采编人员在白云宾馆门前拍照留念。几十人高高举起双手，一起呼喊：“羊城，再见！”那旺盛的人气，真叫人难忘。

《体育报》在全国的影响愈来愈大。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常有我们报纸的声音。

1988年，我们将周四刊改为日报。报名改为《中国体育报》。因为各地体育报刊像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为了与各地的体育报刊有所区别，我们在《体育报》三个字前面再加上“中国”两字。

《体育报》的报头字，是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苍劲有力，我们和读者们都十分喜爱。原打算从毛主席为别的报刊题词中取“中国”两字，与《体育报》拼凑成新报名。但中央有规定，领导人的题词不能拼凑。找谁题写新报名呢？我们把京城内外书法家过了一遍，没有找到最合适的人选。

“找邓小平题吧！”我跟同仁们商量。

我想走走内线，找了画友邓林。

邓林是中国画研究院画家，是邓家的“大公主”，为人直爽。我们常在一起聊天侃画。

她给我说过她父亲的不少轶事。小平同志爱好体育，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为了看足球赛，把西装当掉；酷爱游泳，在北戴河一游就是一二个钟头。邓林叫他晒晒太阳，他说，我们家的人皮肤都黑，不用晒。游完泳，他就径直回屋。他天天看《体育报》，从1版看到4版……有一年，在养蜂夹道俱乐部举办了一场桥牌赛。到了晚上12时半，小平同志先走了。他向我们在场的人挥手打招呼：“同志们继续玩……”根据荣高棠同志的意见，次日的《中国体育报》登出了这场桥牌赛的结果，邓小平拿亚军。上午10时左右，邓办打来一个电话，秘书说：“小平同志说，他多次拿冠军都没有见报，怎么拿亚军就见报了？”我急忙将情况向高棠同志汇报。高棠说：“这礼拜再组织一次比赛。”这次小平同志夺得了冠军。我派副总编冯贵家去采访，并发表了小平同志打牌夺冠的图片新闻。

我请邓林把小平同志看《体育报》的情景给我拍摄下来。她答应了。拍了两个卷，但只有小平同志在看报的镜头，却看不清在看《体育报》。我用激将法激她：“你的水平，就这样，就用了吧！加个注，写明是在看《体育报》。”邓林说：“那别呀！我再拍，就怕父亲说我。”

我又给她两个胶卷，鼓动她大胆拍，“还会开除你家庭庭籍吗？”

她背了两台机子进小平同志的屋。

“大白天开灯干吗？”小平同志说。

“朋友让我照几张相。”邓林说。

“朋友叫照你就照？我看你是拿我赚稿费去啰！”小平同志说。

“谁都有朋友呀！能赚几个稿费呀？”邓林没有怯场。

邓林抓紧拍照。小平同志依然看他的报。看完大参考、《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开始翻阅《体育报》。

这回，她照了好多张小平同志阅读《体育报》的相片。我如获至宝，将大幅照片刊登在头版。

“怎么署上我的名字了？”邓林来电话说。

“不署你的大名，我敢登吗？你爸看了今天的报纸有何反应？”我问。

“他说，照得不错嘛！”邓林回答。

“行了，这不就等于批准了吗？”我有些兴奋地说。

首都好几家大报的总编给我打来电话，问这幅照片是怎么得来的。我一律回答：“暂时保密。”

题写新报名，我又找了邓林。

“这事找我不行。你们得给政治局写信。我只能帮助铺纸研墨……”邓林说得很实在。

我们立即起草了一封信，说明《体育报》报名原来是毛主席题写的，现根据形势，要改为《中国体育报》，新的报名恳求小平同志题写。信由国家体委转送中央。信送出后第三天，小平同志的题字就送来了。

从1988年7月1日起，我们的报名就起用小平同志的手书。

改日报，请小平同志题写新报名，这是《中国体育报》发展史上的两件大事，是我主持报社工作时经办的，略作记录，以备忘。

撤我的职吧！

1990年7月14日，我打开头天的《中国体育报》，头版下半版是一位老记者的有关亚运会的预测文章，文中有“兵不血刃”我国拿多少枚金牌的分析。分析虽然不无道理，但我国是东道国，在亚运会前夕，披露这个实情，肯定惹麻烦了。果不然此文闯祸了。体委领导打来电话询问这篇文章是怎么回事，说是中央一位领导来电话批评了。

“我刚发现，正在查问。”我回答。

我急忙去报社，找总编室调阅发稿单，是值班总编室主任签发的。领导审阅栏里，只有一个字，“发”。我急忙找这位主任，问他怎么会签发这篇稿子的，难道你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吗？这位主任说：“我也察觉到问题了，但考虑到这位记者是老资格，就签发了。”

主管我们的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彩珍见到我后说：“伍绍祖发火了，我说了好几次情，他坚持要严肃处理。他说，他就不信一个部长撤不了一个处长的职。”彩珍是一位通情达理的领导，对人是宽容的。她忧心忡忡地问我：“怎么办呢？”
“我找伍主任说说情况看。”我把事情揽了过来。

一见伍绍祖，他就问我：“我说过多次要处理，怎么还不处理？”

我说，这位总编室主任平日里人还是不错的，兢兢业业，当然这个错误是很严重，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如果因为这件事就把他撤职，影响他一辈子，似乎太过了……

“我已说过多次，我就不信一个部长撤不了一个处长的职。”伍绍祖还在气头上。

“非要撤职，就撤我的职好了。你向上好交代，你把报社的社长、总编撤职了。我向群众也好交待，下面出了问题，领导承担责任。我们两全其美。你看怎么样？”我已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拿自己的乌纱帽保护这位老部下了。

“你不在家，你没有直接责任。”伍绍祖倒很了解情况的。

前几天，报社评职称，社领导和主要中层干部都拉到怀柔水库边上的一个招待所去了。值班副总编也参加最后的评选投票。不过，我离开报社时，向这位主任作过交代，有拿不准的稿，随时打电话。我把招待所的电话号码留给了他。值班副总编昨日回来，有些累，未去报社，也未主动打电话询问一下发稿情况，也是有责任的。不过，这些我都不去说了。我一个人把责任承担起来算了。

“我虽然不在家，但我还是应承担责任的。说明我没有带好这支队伍，发稿纪律不严……”我还是坚持已见。

沉默了好一阵子后，伍绍祖说，“其实，我不是抬抬手不能过去的人，只要上面不再追究，你就处理吧！”

我让那位主任“党内作检查”“党外作检查”，教育从严。就这样，把这件棘手的事处理了。

凭心而论，处理这件事，我还像个领导，敢于承担责任，努力保护跟自己一道共事的人。多少年过去了，我依然为此感到欣慰。

起用一个广告部经理

广告，是不冒烟的工厂。我到《体育报》上任之初，报社全年广告收入只有20余万元。当时，上海《文汇报》已达800万元。我想，我们报社怎么也得弄到100万元。报社有个广告科，科长是位报社老人，工作勤勤恳恳，做事也循规蹈矩。

“给你2万元作交际费，广告收入能不能突破20万，先搞到30万、40万呢？”当时财务政策严，不允许请客吃饭，不允许有交际经费。我想，给广告科一点活动费用，也许会促进广告收益。
一年过去了，这位科长将2万元如数上交，但广告收入也依然在20余万元上原地踏步。
我有些急了。那年正好在武汉搞国际拳击邀请赛，广告科的一位上海女子也去参加活动。闲聊时，她说，有一回开会期间跟厂长、经理们一起唱卡拉OK。她唱了一曲“我一无所有……”厂长、经理们说，你一无所有，我们有。她笑道，那你们跟我走。一些人跟她到房间，签下了广告合同。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何不起用她当广告部门经理呢？
我到报社上任后便听到一些有关她穿着打扮的议论。

我不经意地向她透露了人们的议论。

她笑道：“我是搞公关的，在社里我的穿着还不算花，到外面出差时，还要穿得花哨呢！”

我倒赞成她的观念。

我有意起用她。

“你当广告部门经理行吗？”我试探道。

她直摇头，连声说：“不行，不行，我这个人上不了台面，不是当头的料。”

回到北京后，在一次编委会上，我提出了让这位上海女子当广告部经理的建议。没想到，有的领导不赞同。不同意的理由，就是有关她穿着打扮的议论。我将在武汉与她谈话的情况说了一遍，并且亮明了我的观点，搞公关的穿着打扮应该时髦一些。

“先不提，给她一个广告经理的身份行吗？”我还是想先用起来。

对我的这个意见，大家没有异议。

我先找广告科的老科长，告诉他编委会的决定，“她主外，身份是广告经理。你还是科长，主内。”

这位老科长想不通，“她是我的部下，那怎么行呢？”

“你还是科长嘛！再说，你部下出人才，你这个科长是有功的呀！”任我怎么说，老科长就是想不通。

“想不通，你慢慢想。这事编委会已经决定了。”我说。

我找上海女子布置任务，“争取广告突破100万元。”

她睁大眼睛：“翻5番呀！太难了。”

我说：“先干吧！放手干，有什么难处找我们。”

为了加强活动广告工作，我们将活动科和广告科分别升格为活动部和广告部。

分管活动部的是副总编朱中良。副社长王文早分管广告部。因为广告关系到报社的经济效益，作为社长，我过问得较多。

不久，外面便传来闲话了。说是她在外地说的，她与我关系好。我找她，问她：“有这回事吗？”她说：“有一回在外地开会，东道主买不到那么多硬卧票。我说，给我一张软卧票好了，我与社长关系好，向他解释一下，说不准能报销。”她反问我：“这话有什么错呀！不要说我们关系确实不错，就是关系不怎么样，为了面子，我也会说关系好的。一个搞公关的人，如果与领导关系不好，谁买你的账呀！”

原来如此，无可非议。一传二传，二传三传，就传变味了。

正在此时，我要去南方公出。我打算带活动部一位副主任去。她找上门来，说：“我要跟你去。”

我有些作难。她说：“你让我把广告搞到100万，大老板们不让我认识，我怎么完成任务……”

此话也在理。我重新安排了出差人员。一行4人，我，她，加上文艺部女主任和广告部一位男士。我与广告部那位男士住一屋，她与文艺部主任住一屋。要说累也真累，但有什么办法呢？此次南行，我把我相识的老板们都介绍给她，为她日后拓展广告业务打下基础。

在她和广告部同仁以及各编辑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广告收入很快突破了100万大关、200万大关，当我离任时，已破300万大关……

在我调任人民体育出版社时，我对她说：“我用了你，你尽了责，我们两清了。”

策划有影响的社会活动

我以为，当代办报，不能“书生”办报，而要经营家办报。一句话，要有两个头脑：政治头脑和市场头脑，要讲两个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张报纸的经济效益，一种办法是靠发行量，另一种办法是靠广告。当然，这两者有关连，发行量大，人家才愿意上你的报纸打广告。

策划和组织各色各样的社会活动，是增强报纸影响和扩大广告来源的重要途径。

《体育报》策划、组织活动之多，在首都媒体中颇有名气。每年的全国十佳运动员、教练员的评比活动，最叫座、最具影响力。这项评比活动，由《体育报》与首都十九家媒体共同举办，轮流坐庄。各编辑部自己策划举办的活动就更多更杂了。

搞社会活动免不了要请客吃饭，要组织游览，但当时都是禁忌。我刚上任就碰到了一桩遗留的“违纪”的事。报社球类部搞了一项评比活动，请厂家吃了饭，陪厂长游览了长城，花了一些钱。上级批示叫我查处。我思量再三，这不算什么违纪行为，搞活动总有必要的开支。如果我将来搞活动，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上级一位女同志看到我的意见后，很惊讶，“你刚上任，我们寄希望你查处呢，没想到你的态度是这样的……”

再说回来，花点小钱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当然，要尽量节俭，不该花的一分也不花，该花的也要大气一点，否则别人会骂你“铁公鸡”。我公开申明，绝不拿任何提成。对于从事广告、经营活动的干部，也有一句明白的交代，“谁要拿公家的钱往口袋里装，那就自己负责。”

策划的活动中，以下几项的印象较深。

（1）请世界足球十强中的几支球队来华比赛。1985年11月，我上任伊始出访法国。在里昂与法国足协主席夫妇坐在一起欣赏一场球赛。天下着大雪，雪花纷纷扬扬满场飞舞，观众差不多变成雪人了，我们主席台有顶棚，但时不时有雪片飞过来。我只穿着毛衣、西装，有些寒冷的感觉。

“主席先生，我们想与法国《队报》联合邀请几支世界强队，其中包括法国队去中国，希望得到您的支持。”我已与法国足球报《队报》的社长商谈过，此刻，抓住时机争取这位主席的支持。

主席笑着说：“啊，中国五千年文明古国，天安门、长城，太有吸引力了。不过，你们的球队怎么跟我们的球队踢呀？他们不是一个水平呀……”

态度很诚恳，话也很在理。体育是靠实力说话的。没有实力，多尴尬啊！我只好说，“三支世界强队自己打，中国队不正式参战，你觉得可行吗？”我不死心，又问他。

哨声响，比赛结束，谈话也未有最后结果，我们握手道别了。

与这位法国足协主席聊天时，得到一个重要信息，世界十大足球俱乐部的背后都有财团。只要是足球俱乐部的后台老板首肯，我们的邀请赛就有可能实现。

中国足协希望我们办成这个赛事。其实，我们搞这个世界三强加中国队的邀请赛的真正目的就是促进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

我们找到了合办的伙伴——《中国贸促报》。

经多次磋商，出场费、机票费、住宿费、接待费等都已落实。本来想把这个比赛安排在1989年4、5月份，但中国队有赛事，他们建议放在7月。经与各俱乐部的后台老板们商量，最后确定了这个时间。

世界十强中的3支球队来我国比赛，这是前所未有的。消息不胫而走，在球迷中广为传播。

但北京在6月发生了政治风波。这场国际足球邀请赛胎死腹中。遗憾之极。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2）办国际拳击邀请赛。自从1958年拳击台上出了人命之后，拳击比赛就在我国销声匿迹了。一天，我接待《武汉晚报》总编辑钟建武先生，席间说起策划中的拳击邀请赛，我们正在筹集所需资金。钟建武说，我们两家合办，资金50万，由他去想办法。

“放武汉办吧！北京反响大，毕竟停了30年了，不要引起不良反应。”钟总编之言在理。

来了8个国家的拳击队。国际拳联主席乔杜里、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都出席了开幕式。

乔杜里主席说，“今年6月中国获准加入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成为我们这一国际组织的第150位会员。1987年10月4日至11日便在武汉首次举办邀请赛。1987年将永远载入国际业余拳联的史册。”

我在秩序册“欢迎与祝愿”的致词中写道，“唯其第一，意义不同一般。”

我看了几场比赛。中国选手总体水平不高。重量级比赛，中苏选手对抗。当高大壮实的苏联队员举着拳头大喊一声时，我们出场队员胆怯了，把白毛巾往上一丢，弃权。没有开打，便败下阵来。我们深感，我国拳击运动员的水平远远落后在人家后头了。正因为落后，我们才举办这次邀请赛。

（3）评选支持体育的企业。

有感于国内外有那么多的企业给体育以赞助，但没有单位出面给予荣誉。我想，这个荣誉，我们媒体可以给予。在青岛，我与我们的兼职记者韩惠燕等人产生了搞一次评比的念头。评出了金利来、健力宝、可口可乐等62家企业，在人民大会堂发奖。

这次评奖，不要企业一分钱，全部开支由我们承担。可口可乐公司非常重视这个荣誉，派了7位领导出席发奖仪式。事后，请求为他们制作了10多块铜牌，挂到世界10多个分公司。这个荣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大广告。公司驻中国的经理来问我们，派多少人参加汉城奥运会。我说，由我带队，去6个人。可口可乐公司说，你们去汉城的全部旅差费由我们公司承担，“给我们一个回报的机会。”

以此为契机，成立了热心支持体育企业联谊会。全国数十家大企业是这个松散的联谊会的成员。一年开一次会，互通信息，互通有无，特别受这些企业的欢迎。而报社呢，多了一批企业界的朋友。

留下的是情谊

编辑部是编采合一，但各地均设有地方记者。地方记者的编制在报社。还有一支特殊的记者队伍，叫兼职记者，他们都是各地体委的宣传骨干，吃当地皇粮，替《体育报》干活。因为各地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在《体育报》上有所反映，所以对兼职记者的工作十分重视和支持。

地方记者，许多传媒都有，兼职记者这个名称的发明权恐怕属于《体育报》。这是我的前任们的功劳。我以为兼职记者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新闻力量。通联记者部的工作一直由副总编朱中良负责。凡有会议，他总要请我参加。我从不推辞，因为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参加会议多了，和地方记者和兼职记者们很熟悉了，也就有了感情。

我在《体育报》任职时的事就不去叙说了。在我调离报社和退休之后，只要我到地方记者和兼职记者们的所在地，他们都一如既往，热心、真心地接待我。

我调到人民体育出版社后，去太原公出。驻山西的女记者郭思一直陪着我，直到分手时，她突然从怀里拿出一把很精美的藏刀，说是她从西藏带回来的，送我作个纪念。她小个儿，瘦弱，文字功底厚实。山西的体育，在全国不名列前茅，但她的发稿量常常名列诸记者的榜首。她有一双敏锐的“新闻眼”。她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至少在我面前是如此，但心很诚。一把小小的藏刀，寓寄着她多少情义。这些年，她时不时通个电话，来北京开会时，还与一批记者到我家里坐坐。她已发出几次邀请，她在黄河岸边造了一栋别墅，让我去住些日子。

河南的兼职记者陈钰南下珠海，当了珠海特区报副总经理，还兼任过一段时间的《珠江晚》报总编。他和他的一拨兄弟喜欢我的画。有一次游海岛，坐在一间小木屋里品酒至深夜，为我策划出一个澳门画展。听说我在写这本自传，他又开始为它的出版张罗。其实，在位时，我并没有给他什么好处，但他念旧，逢人便说我对他的教育和启迪。

长沙的周克臣，官至副厅，又是摄影家又是书法家。有一回，我与妻子路经长沙，他恭候宾馆，说：“我安排好了，明天一早出发，我陪你们老两口去湘西张家界，顺道去桃花源和刘少奇、毛泽东故里游览一番。”不由分说，湖南人直爽又热情。一路上，我们回忆当年在张家界开兼职记者会时的难忘情景。这是一次念旧之行。

武汉的缪晖，昔日的湖北足球队的队员，我们的有才华的记者。我们在汉城奥运会上合作过一回。他熟悉体育，思路独特。我曾打算调他来报社当副总编。不知何故，此事未成。2005年，我们华东师大57级校友会在江城武汉召开。缪晖开着车来看我，送我们去拜访画家周韶华和作家周翼南，之前还陪我拜访过徐迟。他说，他手头没有我的画。在翼南家，我为他画了一头奔牛。他请我们品尝武汉小吃。细心、周到、情深。我问过他，将来退休后的打算。他说，他已拿下硕士学位，几座大学都有意聘他做客座教授。谁也料想不到，他陪伴我们时，癌细胞已侵蚀着他的肌体。不过，当时尚未发现。我们离别后不到半年，就传来他被癌症夺去生命的噩耗。

“缪晖昨天走了，我今天赶过去。”周克臣在电话中悲痛地告诉我。

我惊讶，我悲伤，为失去一位好友而悲伤。

“代我送一个花圈，请他夫人节哀。”我嘱咐克臣。

广州的女记者彭则鹏，是国家田径队的一位三级跳远运动员，爱写作。我很看重会写作的运动员、教练员，也许这是学文者的一种偏爱。在国家队时，她写过一篇散文，我看后推荐到《体育报》给发表了。她有意离队后当体育记者，但当时的训练局领导坚持来自地方的队员非离京不可。她去了广州军区的一家医院，做尸体解剖的工作。一个女孩子，成天跟尸体打交道，没有胆量恐怕是不行的。她到部队医院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一个做外科大夫的丈夫。她当记者的心不死，恰好我到报社当头，便把她调去中南站当记者。运动员中爱写作的人不多呀，人才难得。她当了记者之后，丈夫要转业。如果她是中级职称，丈夫就可留广州，否则就得回他河南老家。她心急如焚。她本来早就应评上中级职称，但干了几年尸体解剖耽误了。当时还只是助理记者。发表稿子时，不用助理记者，而署本报记者。我们给广州出了个证明，说她是我们的“记者”。顾名思义，记者属中级职称。钻了一次空子，为她解决了人生的一大难题。她爱人干得不错，当上了广州一个区的卫生局长，女儿也去了美国。她在从化买了别墅，非请我们去住些日子。她开车送我们去。

“先吃个早点，广东的早点可好吃了。”她一边开车一边找餐馆。绕来绕去花去一个多钟头，也未找着早点铺，车却已驶进去从化的高速路。一个热心而慌张的女人！

在她的别墅住了一宿，我们去从化泡了温泉。

回广州，我请她打听健力宝原总经理李经纬的下落。健力宝曾辉煌一时，跟我们报社的关系也较密切。

在美国开奥运会时，国家队带去几箱刚开发出来的健力宝饮料，运动员们饮用了。那次，中国队拿了15枚金牌，引起世人瞩目。日本报纸登了一条消息，说中国队饮用“魔水”。我们报纸登载了这条引自日本的消息，健力宝开始在国内走运。有一天，徐寅生碰到我，说：“健力宝的经理当过三水县体委主任，当过酒厂厂长，你们应该采访他，宣传一下。”我找一位老记者去采访，发了一篇重头通讯。

我去健力宝参观时，在留言簿上写了一句话，“若要身体好，请饮健力宝。”后来，我发现这句题词成了他们的广告词。

前些年，健力宝出事了，李经纬被免职接受审查，据说中风偏瘫住在医院里。彭则鹏从当地一位体育记者那里打听到了李经纬所住的医院和电话。我们买了一束花，驱车去看望了这位风光不再的“李总”。

这是一座华侨医院，条件不错，李经纬住套间。见了我，他流泪了，很感伤。

“辉煌过了，好好养身体吧！”我安慰他。

“见到李宁告诉他，我很想念他，想见他。”告别时，李经纬说。

我知道，他很器重李宁。李宁体育用品公司是依托健力宝发展起来的。当时，李宁在北京大学进修，我很少见他。但我答应了“李总”，“回北京后一定转告李宁。”

我见到了李宁，转告了李经纬的话。

驻四川记者李高中，写作干事都匆匆忙忙的，于是我们都叫他李匆匆。我去报社当政时，国家体委有意提他为副总编。他逃跑了，跑东跑西，有一天突然跑到北京。我急忙找他，请他“出山”。他说：“我真的不愿当这个副总编，我还是当我的记者好。”第二天，他又“失踪”，逃回成都去了。这是一个真正的放着“副司”的官不当的人。我是地方记者出身，我理解他的想法，便不再强求他来京履职。

济南的张立中，是位典型的山东汉子。每次去山东，特重情重义，为人豪爽，大杯喝酒，总让人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感。

青岛的兼职记者韩惠燕是个女能人，她一个人办一张小报，管一个足球队，还揽一台电视节目。我们称她为“一个女人三台戏”。她不幸得了乳腺癌，动了手术后天天锻炼。2006年我去莱西看望老师崔子范，回京时路经青岛。我都已找旅馆住下，但她执意找了一位企业女老板接待我们，为我们青岛游“埋单”。她装修新房又累倒了，但再一次站了起来。她真是一个乐观的女人。

驻河北记者鲁君超，人称“鲁大胆”。登山队员出身，在新疆当过体委女主任的秘书。不甘于只当记者，在石家庄开了体育用品商店，招了不少是非。当地告状，说他的家豪华装修，像“人民大会堂”一样。我去石家庄时，上他家看了一下，屋里有盏玉兰灯，墙纸都脱落了。我笑道：“就坏在这盏灯上了，太像人民大会堂的灯……”1992年夏天，当我与朱中良都调离报社时，他来电话，叫我们去白洋淀散散心。我们坐船穿梭在荷花丛中，垂钓在碧波之上，忘了人世间发生的种种烦恼。国家体委人事部门急了，两个应赴新单位上任的司局长“失踪”了……我们从离京城不远的白洋淀，回到单位，挑起新担子。但这两天的偷闲生活，却那么难忘。

也许距离产生美。我与各地记者和兼职记者都特有感情，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他（她）们的形象，可回忆的往事太多太多。

地方记者、兼职记者们出书找我写序，我是来者不拒。先后为缪晖、周克臣、王文生、杨运榜等作过序。有的序，是坐等可取。有感而发，文思如涌啊！

我在《中国体育报》主政七八年时间，难忘的事很多，难言之隐也有不少。恩恩怨怨都不去言说，过五关斩六将也不去回忆，杂七杂八记了这些，为作纪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