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我不喜欢凑热闹，不愿在别人拿了冠军后去采访写作。而且，同一题材，也不重复写。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国男子汉》。

1985年初秋，中国女排出征美国去实现“三连冠”的梦想。我带着一拨人去威海修订运动员和教练员守则。回京路上，传来中国女排实现“三连冠”的好消息，全民振奋。在烟台上火车时，邂逅参加《啄木鸟》杂志社笔会的一群作家，其中有蒋子龙、古华、叶文玲等。他们的热门话题就是女排“三连冠”。见到我，就像见到知情人，不住地提问。我聊起了这几年与女排主教练袁伟民的交往。我说：“这次参赛，是中国女排最困难的一次。我去袁伟民屋里聊天时，常见他不停地吸烟，浓浓的烟雾笼罩着他。出征前，袁伟民说，没有退路了，只有冲到山顶，与美国、日本队决一死战……”

“为《中国姑娘》写个续篇吧！你写，我们都感谢你。不写，我们都会骂你。”蒋子龙直率地对我说。

笔会主办者不让我回京，非要我加入他们的队伍。我们游曲阜，登泰山，看日出。回京前，《啄木鸟》的女编辑给我敲定了任务，赶写一篇中国女排三连冠的稿子。

我回京不久，袁伟民带队回国了。我约他来我家深聊了一回。他重感冒，我也重感冒。两个重感冒的人坐在一起，头昏沉沉的，直咳嗽。

“小袁，见过报的，一般过五关斩六将的，都不必说了。说一些外界不知道的事，你们内心世界的事吧！”袁伟民同意我的这个建议。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日本队教练山田重雄头一年在北京就向袁伟民挑战。他说，在世界杯上赢中国队之后，“我就把胡子剃掉”。在中日交战开始前，山田重雄老在袁伟民跟前来回走动，一边走一边摸他的胡子，那意思就是打完这场比赛，我就要剃掉胡子了。一种心理战！袁伟民看看这位日本对手，淡然笑笑。他心里想，“你给我永辈子把胡子留着吧！”他们在暗暗较着劲。

采访进行了个把钟头，我却一吐为快，洋洋洒洒写出5万余字。当然，不是“客里空”，而是全靠平日里的丰富积累。我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不写中国女排闯关斩将的比赛历程，而是写中日美三国教练袁伟民、山田重雄和赛林格之间的斗智斗勇。

这篇题为《中国男子汉》的报告文学刚交给《啄木鸟》，冯牧先生就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其时，中国作家协会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作家》正准备创刊。冯牧先生将出任主编。信很短，但索稿的心情很迫切。

鲁光同志：

喜闻你的大作正在进行中。《中国作家》第一期特别需要你的支持。这个刊物，我们希望办成能代表当代文艺一流水平的刊物。因此，希望你无论如何给我们以支持。谢谢。

敬礼

冯牧 21/9

冯牧是文艺界的老领导，是资深的文艺评论家，他亲自出马约稿，怎么好推辞呢！我作难了。我不能言而无信，把稿子从《啄木鸟》杂志撤回来转投《中国作家》。无奈，我只好如实将情况告知冯牧先生，同时也将冯牧的信送给《啄木鸟》编辑部。

《啄木鸟》编辑部风格高，将《中国男子汉》原稿转交给冯牧，并致函表示割爱转让，算是对中国作家协会大型刊物创刊的支持。

1985年《中国作家》创刊号以头条位置发表了《中国男子汉》。此文又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作家出版社立即出版了《中国男子汉》单行本。《北京日报》全文转载。日本很快以《不进则退》为书名出版了日文本，并在东京举行了首发式。在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初评中，《中国男子汉》高票名列20多篇中奖篇目的第4名。最后公布获奖名单时，《中国男子汉》名列十位之后。据评委透露，原因在于这是一篇歌颂性的作品。而其时有一股贬谪歌功颂德之风刮进了评委会。《中国男子汉》算是撞到贬谪之风的枪口了。但我还是庆幸，我的中国女排的同一题材的作品，又一次上了全国优秀报告文学榜了。

全国奖的奖金是1000元。但发奖时，主办者说，经费困难，只能发500元。这种尴尬境况，我是头一回碰到。不过，我很能理解，甚至说完全谅解主办者的苦衷。

再次得全国文学奖，引起了出版界的关注。四川人民出版社李致（巴金先生的侄子）亲自来家约稿，并出版了我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集《东方的爱》。

《东方的爱》在1987年获得了四川文学奖。发奖大会在泸州举办。同时获奖的还有诗人舒婷、美学大家王朝闻、诗人曾卓等十人。

其时，我正打算为李苦禅先生写一本传记。王朝闻是苦老的至交好友。他听说此事，花了半天功夫，用毛笔为我写了400余字的精彩回忆。

得知作家鲁光对画家李苦禅很有兴趣，我很高兴，因为这位画家的兴趣和我的兴趣有某些方面的联系。我对京剧的兴趣也接受过他的积极影响。记得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时和他同住大雅宝胡同的学院宿舍。他和画家李可染陪我就近访问了早已退出舞台生涯的老武生尚和玉。这位老演员谈戏曲艺术，分明表现了自己的偏爱，但对表演艺术有独到见解，并非人云亦云，所以不是可听可不听的。在那些年代里，我写尚和玉访问记，显然不免引起不务正业的指责。但我后来更不那么务正业了。这种结果，与苦禅影响有关。我反复写文章称赞齐白石艺术的独创性，实际上也受他与可染的兴趣影响。他俩都师从白石老人，却都并不机械模仿老人笔墨，而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苦禅并不信佛，酒量可观。我曾戏称他有鲁智深风范。不幸他未能等到酒城共尝各种名酒的今天而与世长别。在酒城和你相见能不慨然。

王朝闻

一九八七年九月

在泸州的数日内，顿顿品尝各种老酒和新酒。每当我与王朝闻碰杯时，总不免想起嗜酒如命的苦禅老人。好人总是被人记恋，被人想念的。

在泸州，我结识了老诗人曾卓。那天，不知谁碰倒了厂家馈赠的一瓶泸州老窖陈酒，满屋弥漫了酒香。曾卓一进屋，就说：“我给大家朗诵一首我的爱情诗。”他精瘦的个儿，头上爬满了白发。他曾被错打成胡风分子。情诗以一位蹲冤狱而家破人亡的诗人为影子。当诗人从冤狱中出来后，怀着揣揣不安的心寻找昔日的情人。他看到了那熟悉的老屋和从老屋窗里透出来的灯光……他敲开了门，她给他端来一杯水……下面便是诗人如美酒一样醇香的情诗：

我来自感情的沙漠，

我只需要一点水，

你却给我端来满满一杯……

曾卓自己流泪了，我们几个听者也热泪盈眶。

我会背诵的古诗、新诗不多，可曾卓的这几句情诗，只听过一遍就记住了。人的记忆，也真怪。

我记住了他的诗，更记住了他的人。有一年去武汉出差时，作家、画家周翼南陪我去看望过他。他将一本抒情诗集赠送给了我。

1999年曾卓为武汉出版社主编了一套跋涉者文丛，我的一本散文集《随缘笔记》有幸被收列其中。他在序言中写道：“有时迈开大步在路上行走，有时也不得不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跛行。因为，前面也在催促我们，呼喊我们……”
曾卓已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但他充满人性的诗，依然回响耳际，他依然走在我们中间。好人永远不会真的死去的。

我得奖的报告文学集《东方的爱》，热情地歌颂了东方式的爱情，那是一种纯情的、含蓄的、执著的、无怨无悔的爱。其实，李苦禅对艺术的痴迷，王朝闻对艺术的追求，曾卓对情爱的炽烈，都属于东方的爱。我以为，东方的爱与西方的爱，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不同的只是对爱的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