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来得很突然。1978年初，全国体工会在北京召开时，吉林省领导宋振庭与王猛商量，打算让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一部反映我国登山运动员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故事片。

1975年，中国登山队索南罗布、潘多等9人从北坡登顶成功，我作了采访，写出报告文学《踏上地球之巅》，刊登在《人民文学》复刊号上。长影派编辑周新德来京找我组写电影文学剧本。我拉我的同窗好友王鼎华一起参与。

1978年春，伊朗登山队来我国登珠峰，我们便随队进山体验生活。王猛主任亲笔给当时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写信，请军区给我们的采访工作予以帮助。

消息传开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杨匡满和广东画家詹忠效都来电，急切表示愿意去珠峰采风。我当时任职国家体委政治部。我以组织名义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去了一个电话，说是这次国际登山活动，有意请匡满同志协助搞宣传工作。很痛快，社领导满口答应。詹忠效向所在单位《广州文艺》领导一说，便得到了3个月的创作假。同行的还有首都几家新闻传媒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

我们随着运送物资的20多辆解放牌大卡车组成的浩浩荡荡的车队，从西宁出发。为了照顾我们几个记者，中国登山队专门配了两辆北京吉普车。从西宁出发时，是春寒料峭的三月天。

过了日月山、倒淌河，我们来到昆仑山口。“横空出世，莽昆仑……”毛泽东的豪迈诗句《念奴娇·昆仑》在耳畔响起。我们满怀激情地下了车，站在昆仑山口拍照留念。从头到脚，一股热流涌动。全身发热，头有些晕乎乎的。高山反应！从这时起，我们就一直处于这种昏昏然的状态中。

到了五道梁，高山反应更严重。鼎华兄全身疲软得像面条似的，动弹不得。我的脑袋仿佛炸裂成几块，疼痛得几乎忍受不住，恶心也一阵阵袭来。有的同行记者，通宵达旦，张大嘴出声地深呼吸，仿佛一停止大声呼吸就要窒息似的。果真如俗话所说，“车到五道梁，喊爹又叫娘”。

在西宁吃起来喷香的烧鸡，此时看一眼就难受，更不用说食欲了。

不过，到了拉萨，高山反应就过去了。抵达拉萨的次日，我们一行便去朝拜布达拉宫，逛八角街。爬高高耸立的石台阶，是很吃力的。藏民们教我们走“之”字，不要直上。果然，走起来轻松了许多。

布达拉宫红、白、黑三色交错，雄伟高大。行走其间，禁不住有下跪的意念。我们不信佛，尚且如此，何况信徒们呢！信仰的力量真是神奇极了。虔诚的藏民们为了赶来布达拉宫朝圣，几十里、几百里路，一边走一边跪拜。我见过那些坚硬的石板上被朝拜者磨出的道道深深的印痕。

世界屋脊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处处充满着神秘。我们对这里的一切：房屋、牦牛、转经、酥油茶、欢喜佛……都感到新鲜，或者说，都有着浓厚的猎奇兴趣。

天葬，是最有刺激的一种藏族民俗。

早春的一个凌晨。估摸是四五点钟，我们驱车来到拉萨北郊的一座山上，隔一道沟谷，便是天葬台——一个岩石大斜坡。两位天葬师光着膀子，做着葬前的准备。当他们发觉我们一行汉族人时，用生硬的汉话喊道：“本布拉，这是老百姓的事，不要看！”陪同我们的藏族朋友用藏语说了几句，天葬师就不管我们了。

那日天葬的是西藏歌舞团一位女演员的母亲。女演员去北京演出未赶回拉萨。

赤身裸体的“母亲”被送到岩石坡上。天葬师将绳子套到女尸的脖子上，绳子的一头拴到山坡岩石的一个大钉子上。女尸背朝苍天。

先从女尸的后背开刀。半个多钟头，就把女尸大卸八块。全身的骨头，都是天葬师双手捧着大石头，一下一下砸碎的。天葬师的身上沾满了死者的血肉。双手粘着污血。没有水洗濯，天葬师就拉下裤子，冲着双手尿尿，用自己的尿水冲洗。

死者的家人递上去青稞酒。天葬师仰脖痛饮之后，双手合成喇叭形，放在嘴上，向着苍天，向着周围的群山，发出了“喔喔喔”的长声呼叫。顿时，从四周的群峰背后飞来几十只上百只黑乎乎的巨鹰——鹫。像战场上飞来数不清的轰炸机，天空一片昏暗。巨鹫们争先恐后向天葬台俯冲而下，抢吃死者的尸骨。

这些鹫，张开翅膀，都是庞然大物。它们长年吃天葬品。我注意了一下，天葬师先喂死者的碎骨，然后喂剁烂了的尸肉，最后是喂内脏。巨鹫们此上彼下，那情景真是惊心动魄、惨烈悲壮。

印象殊深的是，从一只鹫嘴里掉下一节肠子，正好落到一位女“看客”的头上。她不知何物，用手去抓摸了一下。坏事了，她举着血糊糊的手，吓得发疯似的，一边呕吐，一边向山下的汽车狂奔而去。一周之后，惊吓才过去。在藏期间，她一直没有食欲。就连我们这些自诩为“坚强”的男子汉们，也食欲大减。

只能看一回，绝不能再看第二回。一位上海知青买通了天葬师，拍下了天葬的全过程。在下榻的宾馆里，他将这些珍贵的照片，一一向我展示，并要赠送我一套。我不愿收藏这些照片，婉言谢绝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悔。多么有价值的照片啊！

进驻大本营之前，我们先翻过喜玛拉雅北麓，到南麓的樟木口岸一游。

我们在古镇兵站住了一宿。听说，从聂拉木到樟木有一段路很艰险。雪崩、滚石，常常威胁着过路的车辆和旅客。我们决定次日天未亮便起程，乘冰雪未化时闯过这段雪路云程。

天刚泛亮，我们已翻上聂聂雄拉山，在一片辽阔的高台地上飞驰。

高台地的远处，是海涛般起伏的以希夏邦马峰为主体的雪山。这些雪山千姿万态，仿佛都是从地平面突然冒出来似的，有的像高耸的古城堡，有的像绵延的长城，有的似利剑直插苍穹，有的像蜡像奔驰原野，有的像雄伟挺秀的宝塔，有的像横卧天际的长龙。这时，嫣红的阳光，从东边雪山背后喷射而出，照耀着坐落在西边的希夏邦玛峰顶。而山腰却发暗发蓝。不知谁惊叫了一声：“多美的雪山晨景啊！”不一会儿，太阳就从东边雪山后面升腾起来，把四周的雪山都照得个通明透亮，亮得使人睁不开眼。

上午九点多钟，我们来到了聂拉木。聂拉木是藏名。“聂”是危险的意思，“拉木”是路，即危险之路。

车在布满滚石的峭壁和见不到底的深涧山路上行驶。走不了一会儿，前面出现了雪崩区，远远看去，就像有一座雪山把公路堵死了。公路上堆积着成千上万吨的白雪，在雪堆中间有一隧洞，是道班工人和当地老百姓一起挖掘出来的。人们称它为“水晶洞”。这个雪洞长约50多米。钻出雪洞，前面是一条漫长的雪胡同。两边的冰墙雪壁在阳光照射下，晶莹耀眼。因为我们赶了个早，冰雪都冻得结实，没有碰到危险。过了康河桥，汽车沿着从山腰上开凿出来的公路，一直往山下开。左边是望不到顶的山崖，右边是看不到底的深涧，但可以听到山涧急流的咆哮声。不知多少道瀑布从崖顶飞流而下，到了半山已成烟雾。山上是翠竹野花。我们进入了喜玛拉雅山的南麓。

站在樟木的山岗上，云彩就在脚下、身边飘动，仿佛一伸手就能触摸到。山上的杜鹃花是成片成片的树林，嫣红、娇黄、淡紫，像壮美的彩霞，往上是绿色的原始森林，再往上是积雪皑皑的山峰。我们在杜鹃林中见到一位夏尔巴女人正在用酥油梳头，头发油亮乌黑，裸露着两只洁白的丰满的乳房，给孩子喂奶。她的身边，有一群吃草的羊。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的夏尔巴女翻译次旦拉姆告诉她：“客人们想拍照。”那女人很爽气地回答：“随便照！”依然大大方方地敞着怀奶她的孩子。原来这里是一个高山牧场，就在附近，还有一幢小木屋。

从北麓到南麓，风光迥然不同，我们仿佛在一个神话世界之中。

登山大本营坐落在绒布河谷，傍依着古老的绒布寺。几十座帐篷散落在河边的石头滩上。绒布河水是雪山溶化的雪水，冰凉清冽，没有丝毫污染。河中的游鱼欢快地游动着，一点也不怕人。我用脸盆舀了一下，舀起了两条几两重的小鱼。这里的鱼无鳞，称无鳞鱼，味道很鲜美。我们称这个帐篷村为“地球村”，杂居着中国和外国的登山队员，还有藏族牦牛运输队队员。这里海拔5000米，氧气稀薄。由于我们已在西藏的南北适应了两个来月，比刚进藏时适应能力强多了。在村子的“广场”上，拉起了排球网，中方与伊方各组成一个男女混合的排球队，我是中方的二传手。

地球村五月的清晨，寒气袭人。但我们总是一大早就钻出帐篷。从这儿眺望珠峰，虽相距20公里，但感到很近很近。它最早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连那常年飘动在峰顶的旗云也映染成金黄色。住进帐篷的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雪。清晨都快打不开帐篷门了，门外堆着厚厚的积雪。河谷被厚雪铺盖着，山峦披上了银装，真是一个壮丽的银色世界。

从内地来西藏的人，嘴唇干裂，严重的还渗血。藏族队员的嘴唇滋滋润润的，秘诀在于他们每天喝酥油茶。猛一喝，有一种浓烈的酥油味，不习惯，喝多了，酥油味变香味了。我每天都到藏族同胞的帐篷讨酥油茶，一天至少喝两缸子。

这里的一切都变得缓慢持重。我们的同行老宋，总是端着饭碗，一颗米粒一颗米粒往嘴里送。吃饭，是一种负担又是一项任务，为了维持生命的任务。睡眠也不好，整个人钻到鸭绒被子里，老兴奋，思想像脱缰的野马，还爱做梦。这些反应都是严重缺氧所致。我国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的英雄王富洲跟我说，“严重缺氧会产生幻觉。有一回，我在8000米高山上，看到前面有一座喇嘛庙，我举腿往里走……其实，那里是万丈悬崖。要不是同伴用结组绳拉住我，我早就没有命了。”

生活是单调枯燥的。闲得难受时，我们就翻出陈芝麻烂谷子讲往事。有一天，我们收到了家信。稀贵之极！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周新德先起哄，“谁敢把信公开？”年岁最大的老宋是个“好斗分子”，他将周新德的军：“我敢，你敢吗？”平日里貌似斯文的王鼎华站起身，说：“我来朗读！”他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演过戏，朗读起来颇富感情。
老宋的年轻妻子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小阿哥，你的身体健康便是我最大的幸福……”

帐篷里笑声一片。鼎华又用上海话，嗲声嗲气地重读了一遍。笑声更高。

轮到念周新德的家信了，他有些犹豫起来。老宋可不饶人，上去就抢信。周新德眼看扛不过去，只好把信交了出来。
毛线是西藏的土特产。周新德对内地毛线的价格拿不准，大概信中不只一回作了“请示”。

“买斤毛线都婆婆妈妈的，你这个男人真没出息……”周新德的妻子在信中责怪丈夫。

又是笑声。弄得周新德脸都涨红了起来。

伊朗登山队员看到我们同行的年轻画家詹忠效对着珠峰写生，说：“这里还有画家，我们都惊讶得头上长角了……”纯粹“老外”的幽默调侃。

他们从胸前拿出了随身带来的女人照片，有妻子的，也有“情人”的，让画家给画肖像。

詹忠效画连环画出身，他的白描功夫在国内是数得上的。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与他一道去东直门范曾家走访。范曾是白描大家，但见了忠效双手合十，连声说：“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中央美术学院还要聘他去当教授。自从暴露了画家身份之后，他几乎天天坐在帐篷里为“老外”的女人们画像。

那时，我们都未带相机，忠效不仅带了相机，而且用的都是彩卷。我沾光留下了几幅照片。

到了珠峰脚下，不爬一段山，走到近处看看世界最高峰的真实面貌，那实在太遗憾了。我们几个“编外队员”向登山队领导王富洲苦苦恳求：“我们要上山！”

王富洲人缘好，经不起我们的纠缠，开恩同意我们上山。但他说：“上山前必须进行身体检查。”

负责检查身体的是一位上海女医生。

主要查血压、心跳。我的心跳120次，比在北京时快了将近一倍。结论是不许上6000米。本来，我们打算上6500米营地，看一看被称为“白色死神”的北坳。

“上6000米，不会有事的。”我想争取一下。

“不行！不行！”看似温柔的上海女医生，态度却那么决绝，没有一点商量余地。

我知道，1975年登顶那次，这位上海女医生就上过海拔6000米的营地。她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就参加了登山队。原因是她找了一位登山队的人为丈夫。她个儿高挑，有点瘦弱。说话有些嗲，还爱吃点零嘴。在我眼里，她绝对是一位弱不禁风的上海女子。1975年5月初，在北坳发生过一次滑坠，三名登山队员下山时滚落到雪崖上。救死扶伤，医生的职责，她非上山不可。她的丈夫，登山队的一位后勤人员，却坚决不同意她上山。他太爱她了，生怕她上去出意外。即使不出意外，高山强烈的紫外线也会使她的脸脱去一层皮。她不顾一切，偷偷随队友上山，去了6000米营地。她头疼，恶心，躺在帐篷里动弹不得。可听到滑坠的队员正挣扎着从北坳下来时，像战士听到冲锋号，神奇地钻出帐篷去营救。当她护送滑坠队员下山时，丈夫却“心疼”得责骂她。她没有与他争吵，却写下了一页伤心的日记。这成了她与他日后分手的一个起因。

望着这位让人敬佩的上海女医生，我还是不死心，作了最后一次的争取。“大夫，让我们上吧！连你这弱女子都上过6000米营地……”

她笑着直摇头：“我能上，你不能上！有的人在5500米是英雄，可上到6000米就成狗熊了。”

老登山王富洲是位有名的老好人，给女医生解围，说：“我带你们去海拔5400米处，从那儿可以看到壮丽的中绒布冰川。”

我们欣然跟登山英雄王富洲出发。我们全副武装，头戴登山帽，身穿臃肿的登山服，脚穿登山鞋，手里拄着冰镐，一副真正登山队员的打扮。

行走是缓慢的。山谷里，乱七八糟地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砾石。砾石下面便是冰川。每走一步便要停一会儿，喘一会儿气。稍微走快几步，就喘不过来气。我算真正尝到了缺氧的滋味。氧气便是生命。

上山途中，我们遇到了从5500米营地下来的几个人，其中一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他老远就向我们招手。

“他活过来了。”王富洲笑道，“昨天晚上在高山营地上难受得给老婆写遗书了。他苦苦哀求登山队员连夜送他下山。黑洞洞的，到处是乱石，谁敢送呀！他又哭又闹，以为活不成了，便写下了遗书……”

此公的经历，印证了上海女医生关于狗熊与英雄的论断。

海拔才上升150米，我们却行走了大半天。正当我们拄着登山镐站着喘息时，藏民强巴赶着几十头牦牛往山上走。

过去，我只熟悉家乡的水牛和黄牛，从来没有见过牦牛。我对牦牛的印象，是从著名画家吴作人的一幅水墨画上得来的：体态健壮，俯首扬尾，举蹄奋进。眼前的这些体态颟顸、披一身黑长毛的牦牛，驮着沉重的登山物资，屁股上拖着一条像佛尘一般的粗大尾巴，悠闲自在地行走在冰雪山道上。难怪人们都称它们为“高原之舟”。我请詹画家为我拍摄了一幅照片。这些牦牛的形象，溶进了我的脑海。我画水墨牛，便有它们的影子。我画黄牛、水牛，但都溶进了牦牛的精神。

望着牦牛群渐渐远去的影子，我们又起程了。一步一脚印，一步一喘息，我们以牦牛为榜样，在冰雪山道上艰难然而又坚毅地前行。

终于到达海拔5450米的冰坡上。王富洲用沉重的河南腔说：“瞧，那儿就是中绒布冰川。”

近在眼前的冰川，布满了冰柱、冰塔，那是神奇壮丽的冰雪宫殿！我们想去冰川逛逛，但王富洲坚决不同意。美丽的冰川，布满危险。他笑道：“过不去。你们只能‘望梅止渴’，站在这儿欣赏了。”饱了眼福之后，我们以珠峰作背景，照了几张照片。这是我在离珠峰最近的地方留下的身影。

登山就如战场。队友就如战友，感情特别深。今天上山了，明天不知能否活着回来。人在高山上，感情很脆弱，说哭就眼泪刷刷流淌下来。

上山时，他（她）们都是健壮的青年男女，待下山时他（她）们的脸被高山紫外线晒脱了皮，一个个都像大花脸。见此情景，就禁不住落泪。

那条红色的结组绳，是登山队员的生命绳。我认识一位登山家叫米玛扎西。虽然他没有成为登顶英雄，但他屡建奇功。有一回，在海拔8200米的高山上，他救过一位汉族队员小邸。当时，小邸已筋疲力尽，加上严重缺氧，躺在山坡上，宁死不动弹。米玛扎西好言相劝：“起来，一起下山。不下，就会死在这儿。”小邸就是躺着不动，说：“死就死吧！”米玛扎西没辙了，扇了他一个耳光，他抱着小邸哭了起来：“你下山给队长告我的状吧！我打人，我检讨。我求你起来下山！……”小邸被打得惊坐起来，挣扎着站起身，与米玛扎西结组下山。在北坳，小邸滑坠了，拉着米玛扎西一起往下滑。米玛扎西将冰镐扎进冰雪，由于滑坠速度太快，居然将冰镐折断。他们一直滑到一块大冰坡上才停住。红色的结组绳，把两个生命连在一起，才没有滑落冰崖。小邸爬到米玛扎西跟前，哭喊道：“我连累你了，打死我吧！”米玛扎西说：“腿断了没有？没断，我们继续下山。”后来，米玛扎西离开了登山队，当了西藏乒乓球队领队。在拉萨，我见到了他。他格外高兴，把我们请到他家，请我们喝青稞酒，为我们弹唱藏族民歌。他说：“我太想山了，我想再去登山。”后来，他如愿回到登山队，陪日本队上珠峰，不幸遇到雪崩而光荣献身了。他留着大胡子，性格豪放开朗，我们习惯叫他“大胡子”。他是“山魂”。多少年过去了，他的形象，依然历历在目。

我认识的登山家，就有好几位葬身冰雪之中。即使活到今天的一些登山家，也因为长期的高山生活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老登山家史占春和王富洲，都跟我住一个小区。

当年八面威风的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成天坐着轮椅，几近失语，但每次见到我，离老远就翘起大拇指，脸上露出笑容。我不知道，他为何老翘大拇指，或许，他又回想起当年指挥突击登顶时的辉煌岁月。或许，见了我这个“山友”，表示一种亲切。

王富洲就住我隔壁单元。我常从窗口看见他在小区庭院里散步。由于多年高山缺氧留下的后患，他的两眼视力低下，对面相遇都看不清人。

我十分珍惜这次珠穆朗玛峰之行。登山的经历，与“山友”们的交往，使我对人生和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珠峰脚下的“帐篷村”里，我当了一个多月的高山居民。我每天都透过那小小的帐篷的窗口，凝望巍峨珠峰。

据地质学考察研究，珠穆朗玛原来是喜玛拉雅古海的一部分，离现在1000多万年的中新世中期才逐渐崛起，成为地球上最年轻最高的山峰。直到今天，它还在继续上升。在过去200万年间，它增高了3000米。而在1.2万年前的冰河期以后，它还增长了300米。种种神秘的地质现象，至今还是个谜。它到底怎么升起来的？为什么这里的地壳厚度要比别的地方厚一倍？为什么这里的地震深度要比别的地方浅得多？喜玛拉雅高山，对全国乃至全球的气候有什么影响？在它庞大的山体中究竟蕴藏着多少珍宝？

地质学家刘东生对我说，出现了板块结构的地质新学说以后，对珠峰为什么不断增高的奥秘，已经揭开了。他说，地球是由许多板块构成的。这些板块在不断地运动。珠峰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交叉点上。现在印度洋板块正以每年六厘米的速度，不断交叠相挤，就形成了珠峰不断增高的地质现象。

珠穆朗玛，美丽的“第三女神”！彻底揭开她的神秘面纱，还有待登山家、地质学家们不断登攀，不断探索。

作为创作人，我们要探索的是我国登山家们的心灵。

这次珠穆朗玛行，我们体验到了高山缺氧的艰苦生活，听到了许许多多动人的登山故事，洞察了许许多多登山家们的内心世界。经历了种种风险，我们满载而归。

三个月之后，我们取道成都回北京。

我进山时，体重是69公斤。经历世界屋脊90多天风雪的磨炼，同行者有掉8公斤、10公斤的，而我只掉了1公斤。没有等到回北京，途经成都休息了数日，掉去的1公斤已长回去了。眼下我已发福，体重达80多公斤。由于有了这次登山的经历，我对减肥几乎失去了信心。

在四川，我们去了一次峨眉山。

上山前，我们——王鼎华、詹忠效、杨匡满，坐在一个农家院里休息。匡满兄突然对我说：“我想吃鸡蛋。”

“你自己问问这家农民是否有鸡蛋卖？”我说。

“老乡，养猪啰？”匡满开始打听。

我们禁不住想笑。匡满真是典型的书呆子。直接问不就行了，绕那么远干吗呢！

“养的。”老乡回答。

“养鸡啰？”匡满又问。

“养的。”老乡回答。

“养母鸡啰？”匡满再问。老乡瞧着我们几位像干部模样的人，有些紧张起来。

“母鸡生蛋啰？”匡满刚问到实质，四川老乡已匆匆锁上门，边走边说：“没有！没有！”

其时，屋里正传来母鸡下蛋的“咯咯咯”的叫喊声。

见老乡远去的背影，匡满颇为失望。我想，如果一开始就直接了当问老乡买鸡蛋，也许匡满兄还真能解馋。

我们头一天爬到洗象池。次日登上金顶，看了“佛光”。第三天，一鼓作气走下山。也许走得太急，下山后双腿生疼生疼的。只要一碰到双腿的任何一块肌肉，就疼得我们龇牙咧嘴。

登山的艰难，没有在珠峰经历，倒是在峨眉山才真正体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