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午夜了，在南行列车的一个软卧包厢里，灯光还明亮，谈兴正浓。主谈者是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王猛。
1973年9月下旬，我们一行随王猛南下上海、江苏、江西、浙江考察调研。王猛从部队到体委后，大刀阔斧解放干部，在百废中振兴体育，口碑极好。正如吾友王鼎华兄所称赞的“元帅之后有猛将”。他是继贺龙元帅兼任国家体委主任之后的一任猛将。但是在批林批孔中，他却遭受“四人帮”的打击迫害。
在这次南下旅途中，他给我们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原委。
“江青想拉我。有一天接见我们时，伸出手，说：‘王猛，跟你比比手劲。’她有什么劲！可是她已将手伸过来，我只好急忙说：‘首长，我的手没有劲，比不过你的。’我才不吃她那一套呢！后来，她又让我跟她坐在一起看电影，可我看了一会儿就先走开了……拉不成就打，说什么‘王猛，你猛不了了。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
江青的“指示”一传开，体委就没完没了地揭批王猛。在一次揭批他的会上，面对无耻诬陷，他气愤地说：“要找我反党的材料，即使把我粉身碎骨也找不出来。”会后，他干脆以养病为由，不到机关来上班了。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对王猛的军人风骨敬佩不已。
他是一员猛将，但对政策却很讲究。有一回，我们写了一份揭批受“四人帮”影响较重的一位“老干部”的简报。主管此项工作的一位军人领导认为简报的“火药味”不足，退回重写。压了几天，又催要这份简报。我原封不动再送上去，这位军人领导自己动笔加了许多“火药味”很浓的话。简报送给王猛审批时，他把我找去，问我对这份简报的态度。我说，给中央写简报就要实事求是。我特别强调，简报上红笔字都是××副主任加上的。王猛不再说什么，拿起笔将红字一概删去。这使我认识到猛将的另一面是精明，政策性强。
在王猛执政体委时，著名诗人郭小川曾来体委采写庄则栋。在1965年，郭小川曾找我配合他采访过乒乓球队，后来他写就了名篇《小将们在挑战》。这次他又找我合作，但体委以工作离不开为由未让我参加，而派了另一位体育记者配合他采访。他以《笨鸟先飞》为题的报告文学，刊发在《新体育》杂志上。后来，他又满怀激情写了长诗《万里长江横渡》，讴歌毛泽东主席。当时，文艺界正处于万马齐之喑时，人们发现久违的郭小川在体育报刊露面，无不欢欣鼓舞。可郭小川很快就挨批了。“四人帮”下令调阅郭小川的手稿。
我问王猛，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王猛告诉我：“江青、姚文元下令调郭小川的手稿。我只将《新体育》杂志上的发表稿送了上去。我想以此应付过去。我说，郭小川是我请来的作家，文章有什么问题，应由我负责。”他指指我，“郭小川提出要你帮他一起采写，我没有让你去，如果你参加采写，就卷进去，跑不掉了……”他为我庆幸躲过了这一劫难。他还说，“我想保护郭小川，但最后我自身难保了……”
在批郭小川的问题上，我曾责问过庄则栋。当郭小川刚来体委时，曾陪同庄则栋下去搞调研。回到北京后，有一天庄则栋来我家，兴奋地说：“小川水平高呀，实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师。”但在批王猛时，却任人声色俱厉地批郭小川的《笨鸟先飞》和《万里长江横渡》。有一天，庄则栋路经我的办公室时，我把他叫住，诘问他：“郭小川写的笨鸟先飞早入林的思想，不都是你自己说的吗？你不是说他水平很高嘛，怎么现在就什么都不是了，你主持会批他……”庄则栋显得词绝理穷，说：“谁叫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我追问：“谁说的？”庄则栋脱口而出：“江青。”刚说出口，立即用手捂嘴，“保密的，不许说的。”
原来，庄则栋是“奉旨”行事。
这是王猛将军头一回这么坦诚深入地跟我聊天。他抬手看看表，快凌晨两点了，说：“你别走了，就睡这儿吧！”
部长出差，享受软卧包厢待遇。既然他留我，我就在这间部长包间里休息了。
王猛有两大嗜好，一是喝酒，二是吃辣椒。在列车上吃午餐时，王猛已喝了半杯白酒，大杯里的酒只剩下一点点了。突然，杯子被王猛碰翻，酒流洒桌上。警卫员马上给他倒回去一点点。王猛说：“刚才比这多，倒少了……”非要警卫员再倒。警卫员只好再给他倒了一点，说：“比刚才多了……”事后，警卫员给我透露，出发前，王猛夫人叮嘱过，一路上要控制首长喝酒。难怪，在首长面前那么嘴硬呢！
这一路上，王猛可没少喝酒。在南昌，他不但自己频频与陈昌奉干杯，还动员我们向陈昌奉敬酒，结果把这个毛主席的老警卫员、江西省革委会领导给灌醉了。本来他晚上陪我们看戏，直睡到凌晨4时才醒过来。在苏州，许世友司令员宴请我们。这天，王猛没有敬许司令一杯酒，也没有动员我们去敬酒。许世友身板挺直，脚穿草鞋，端坐圆桌旁，不时端起酒杯一口闷。回到房间后，我问他：“你怎么不给许司令敬酒呀？”他说：“谁敢敬他呀！你一敬，他扔掉小杯换大碗……”看来，王猛喝酒也有怕的，许世友就是一个。到了上海，这个嗜酒如命的王猛，不但滴酒不喝，而且在列车快到上海时，就跟我们打招呼：“到了上海这个地方，说话可要小心啊！”他一点，我们便明白了，上海是“四人帮”铁杆徐景贤坐镇的地盘……
大胆而又机警，好酒而又清醒。我们暗暗佩服。
我们抵达杭州时，正好是“十一”前夕，王猛对我说：“你老家不是在浙江吗？不要过家门而不入呀！你回家看看父母，我们在杭州等你。”没有想到，王猛如此心细如此关心部属。
生活中，王猛充满着幽默感。在庐山散步时，张彩珍走得快，把王猛远远落在后面。王猛对她说：“抢班夺权也不能这么干呀！”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画家黄胄给王猛画过三幅画。王猛让警卫员拿去荣宝斋装裱。荣宝斋的服务员说：“装裱费300元。”警卫员不敢作主，说，“糊张纸这么贵……我回去请示首长再说。”后来，王猛碰见黄胄，调侃道：“裱幅画比买头真驴还贵呀！”
2004年，王猛请我们吃饭时，我向他打听，黄胄的画还珍藏着吧！他说，前几年乒乓球运动员林慧卿找他要黄胄的画，他送了一幅给她。我告诉他，黄胄的画价值连城呀！他说：“她要，我有什么办法呢，只好送呗！”
王猛两进两出国家体委。在他第一次离开体委后，我们经历了许多风雨。1976年4月5日，在办公厅工作的鼎华兄来找我：“去天安门看看！”周总理去世，我掉了泪。回想起第31届世乒赛前后总理的8次接见和讲话，就悲从心来，泪水流不断。人民的好总理啊！我们骑车去了天安门广场。当我们推车到英雄纪念碑跟前时，发现石栏杆旁凌乱地堆放着一些自行车，人们围成一团，望着人民大会堂。大会堂门前挤满了人。我们打听：“怎么回事？”有的说，把悼念总理的花圈收到人民大会堂了，众说不一。待我们骑车去王府井回来时，天安门广场已被封锁，我们也不知出了什么事。但我们心里很不踏实，总觉得会出什么大事。后来几个月，上头对去过天安门的人进行“登记”。一天早晨天还未亮，有人敲我家的房门。打开门，是鼎华兄。他进屋后，显得有些紧张，说：“昨天晚上，有人找我谈话，问4月5日你去哪里了？我说，与鲁光一起去天安门广场了。我连累你了，对不起。……”我问他：“你给谁说过去天安门广场？”他说：“那天回来后，我在办公室说了一句，今天天安门广场真热闹……”我说：“肯定有人打小报告了。”我安慰这位老实人，“我们悼念周总理有什么问题呀！没事的。”但当天上午政治部开会时，一位头头就严肃地说：“谁说政治部没有阶级斗争，有人去过天安门广场还不交待呢！”好在没过几天就粉碎“四人帮”，再也无人追究此事了。
在那些乌云压顶的日子，我们特别怀念王猛将军。要是他在多好啊！不久，他真的回来了。4年后，他理顺了体委才回部队。他担任广州军区政委时，我在沙头角中英街上邂逅过他一回。在人群中，我发现一位身着运动服的人，面熟，走近一看，果然是他。我说：“王主任，您好呀！大政委便装逛沙头角……”不等我说完，他转守为攻，问：“大总编逛沙头角有何贵干？”我们相视一笑，就分手了。待出关口时，我们又碰上了，他见我两手空空，便问道：“怎么舍不得花钱，不买东西呀？”我见他也两手空空，“你怎么也不买呀？”他笑笑，“有人拿着呢！”
他回部队后，我们接触的机会就少了。有一回，鼎华兄从他那里回来，转告我说，王主任说，鲁光成画家了，也不送我一幅画。过了一年，我画了一幅《奔牛图》相送。军委组织人马写传，王猛点名叫我参与，我欣然同意。王猛在国家体委工作部分，我们几个人参与，由鼎华兄执笔完稿。大概是2005年夏天，我们去广州看望老朋友。王猛的老秘书孙景立来电，说王猛想请我去广州军区住些日子。过了几天，没有消息。我在北京西客站刚下火车，王猛的秘书来电，请我们立即去军区。我说，我已回到北京了。错过了一次相聚的机会。2007年5月，我离京时，孙景立说，王猛在广州军区的房子造好了，要请我过去住住，画点画。我欣然应允了。可在旅途中，景立打电话告诉我噩耗：“王猛政委走了……”
我这一生，结识军队干部不多。王猛，是我结识的级别最高的一位，也是人品最高的一位。我曾为他写过一文，名曰《军人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