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初，我从干校回国家体委机关时，体委还在军管中。

“准备派你去军政大学学理论。”一位军管会领导说。

“学回来干什么？”我问。

“当体委的理论教员！”那位领导说。

我没有多想，就表示了不同意见。

“如果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我去。当理论教员，我不去。我对搞专职理论工作缺乏兴趣。”我说得很坦诚。在一般人看来，去军政大学深造，是重用你，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却不知好歹地加以拒绝。

那位军管会领导感到有些意外，但没有批评我，只是说再研究一下。

第二天，那位军管会领导又找我，说：“我国乒乓球代表团准备去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派你去当代表团秘书，你去不去？”

我未加考虑，便痛快地回答：“去！”

自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就“闭关锁国”。外国媒体称我们是“红色铁幕”。有机会走出国门，看看已经陌生多年的世界，自然是求之不得的美差。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1971年3月28日—4月8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这正是日本樱花盛开的日子。

自从当上“秘书”之日起，我就全身心投入准备工作中，参加代表团的各种会议，做记录，抄抄写写，什么杂事都干。

代表团整装待发，3月15日夜，11点多了，突然有人敲我家的房门，未等开门，就大声通知：“赶快到南三楼集合！”
半夜三更，会有什么要紧的事呢？我一边快步奔向北京体育馆南三楼会议室，一边思索。不一会儿，代表团全体成员都到齐了。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春、国家体委军管会主任曹诚都来到会场。

韩念龙讲了关于一周来参加31届世乒赛出现的新情况后说，我已吃了安眠药，准备休息，总理来电话把我叫到人民大会堂去，商量去不去参加31届世乒赛的事。周总理说：“我们究竟参加不参加31届乒乓球锦标赛？如果去了，是不是不突出政治？”总理叫我们来问一问大家，让大家讨论一下。

大家感到很突然，不是一切都已决定了吗？《人民日报》早在2月2日已公布我国将参加世乒赛的消息，而且已与日本乒协签订了协议，再过两天就要启程了，怎么又要讨论呢？总理还问去了是不是不突出政治，可能总理碰到什么难题了？会场上沉默了好大一阵。

庄则栋打破了沉静，率先发言。他认为，从政治角度来考虑，我们还是不参加为好。

大多数人赞成庄则栋的想法。尽管他们都渴望参赛，他们最珍惜自己的运动生命。对一些运动员来说，错过这次机会，就意味着运动生命的结束。但“文化大革命”已把大家变得政治上特别敏感。既然总理都问去参加是否就不突出政治，那就不去参加算了。

鲁明荣这位从部队转业的领队，意见与大多数人相反。他说：“我们队应该参加比赛。我们是应该考虑政治问题，但我们是具体搞体育工作的，不能把体育就当成政治，体育与政治毕竟有区别。我主张，去名古屋比赛。”中国乒乓球协会代主席宋中力主参赛，他说：“这是已经定下来的事情，和日本乒协、国际乒联说好了要去，还签订了纪要。是我在纪要上签的字。如今墨迹未干，怎么能又不去了呢？岂不失信于人？中国不能干这样的事情。”徐寅生抿得紧紧的嘴也张口了，他支持去的意见。

多数主张不去，少数主张去，还有人提出去但不参赛，也有说还是由中央定吧，定了去就去，定了不去就不去。

会议开到凌晨3点多，大家都感到饥肠辘辘了，有人提议训练局食堂给弄点面条吃。春寒料峭中，大家默默地向训练局大楼走去。

刚落座，总理秘书来电话催问讨论结果，后来总理又亲自在电话里催问，并让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当面汇报。

周总理听了讨论的汇报，又问了在座的几位领导的个人意见之后，他拿起中日乒协签订的会议纪要，说：“在我们派代表队参加31届比赛的问题上，后藤钾二是实现他的诺言的，我们怎么能不守信用呢？”

后藤钾二先生是日本乒乓球协会主席、爱知工业大学校长，为了诚邀我国参加在他故乡举办的这次盛会，因台湾问题，不惜辞去了亚乒联主席职务。

“主战派”宋中听了总理的话，心里踏实了许多，他向总理报告，由于我队决定参赛，已经使日本电视台的播转费提高了3倍。

周总理说：“所以说，左右权衡，我们还是应该参加……”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支铅笔，说：“只有下这个决心了，我现在就写报告请示主席。”

韩念龙、王新亭、曹诚、宋中走出人民大会堂时，天已亮了。周总理连续工作了一夜之后，依然不能休息，又埋首灯下，亲自奋笔疾书。

周总理给毛泽东主席的请示信，全文1500余字。信的全文如下：

主席：

原来从争取日本中间分子、多做日本群众工作出发，我们仿效原来国际比赛惯例，答应日本中间分子和日本左派参加第31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准备在遇到朗诺西贡两集团和以色列球队避而不赛，因而日本乒协会长后藤钾二特地来北京与我乒联协议支持我反对两个中国，争取恢复中日邦交，促进中日友好的政治三原则，亲往新加坡向亚乒联盟提议开除蒋帮参加权未成，便立即辞职回日本积极筹备三月到四月在名古屋的国际比赛，并协助左派筹备欢迎我队参加，兼实行六个城市的友谊比赛，日本群众得悉热烈欢迎，争购国际比赛观赛券，除去优待券外，已销售一空。左派组织500多人保护我球队，各左派团体争先恐后要求参加。右派也派人到名古屋企图挑衅。日本政府极为头痛，除签发入境证外，并派大批警察护卫我球队预先订住的旅馆。这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也是我向日本反动派的一次动员日本群众发展中日友好的示威。

正值我先遣队即将出发之时，柬埔寨王国政府向我国提出不承认朗诺卖国集团有权派队去名古屋参加乒乓球比赛，提议驱逐他们，虽然这些球队成员都是我为西哈努克训练的，现已为朗诺集团所控制。我方当立即同意，并面告西哈努克。邀约朝方组队参赛，并派人来京面商。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西表示同意，并对南越卖国集团所派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

大前晚（12日）朝方回答，与其去不同他们（朗、阮、以三方）比赛，还不如不去，于是我们作各种考虑。昨（14日）朝副外相同朝体委副主任到京，也谈体育服从政治，去而不与柬、越两伪派出的球队比赛，（因弃权而）输了，还不如不去，因输了会影响朝侨在日情绪，其理由为男队第一把手朴信一，一上去就遇到朗诺球队，而其他四人如果西方队故意使坏，让给朗、阮、以色列与他们取得对阵机会，他们有输了使南朝鲜胜了的可能。果如此，那我们将和朝鲜一样。不过我们去参加国际比赛，就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败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但我们对朝鲜应该予以谅解和同情。因为他们只去男队5人。在1967年第29届国际乒乓球比赛时，朝鲜取得团体赛亚军，而1969年第30届朝鲜和我们都未去，南朝鲜男子团体赛取得第四名，女子团体赛取得第6名，这次去而避开朗、阮、以色列三个球队，存在被日本、南朝鲜占上风的危险，而朝侨情绪一时也不易说服。

因此，昨夜我们和外交部、体育局和中国乒乓球队一起开了三个会，觉得我们支持柬埔寨和越南提议驱逐朗、阮两球队是正义的，中朝可一致行动。肯定通不过，就如柬在联合国支持我驱蒋一样，虽通不过，但已可震动体育界和日本人民，这也与后藤提议驱蒋不成也能伸张正义一样。至于参加比赛，我回避弃权既照顾了日本后藤、英国艾文斯主席（均反对蒋帮参加）又支持了柬和越南，更主要的是不使日本广大群众失望，国际比赛后还可进行友谊比赛，而朝方支持驱朗和阮球队后，仍进行比赛（已有昨晚朝方电话指出，附上），也可同意。这也是照顾，如柬在联合国支持我驱蒋不成后，仍同蒋帮一起开会，并不能说明柬不支持我的正义斗争。况且体育比赛，究竟还是群众性运动，与政治开会，仍有一些区别，这点是可以说服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左右的。

兹事体关系几个国家，故不拟详报一切。又因朝鲜副外相急于知道我方请示意见，今日要赶回去报告，故急于报告主席，请予以考虑批示。

如有错误，也请指出。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十一时

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

又及

毛泽东主席当日就作了批示：

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听了传达，代表团上下都感到欢欣鼓舞，心定了。但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又使代表团成员感到一种奔赴战场的庄严感。我把准备去日本作牺牲的打算告诉了妻子，心情是既兴奋又沉甸甸的。在当时，毛主席的话是“一句顶万句”，是“最高指示”。既然毛主席说“并准备死几个人”，那形势就非同一般，必须有为祖国人民献身的准备。

3月16日晚10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代表团全体人员，为代表团送行。周总理作了长篇讲话，分析了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日本的形势，分析了我国与朝鲜、柬埔寨的关系，讲哲学，讲辩证法，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周总理与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握手送别。当总理握着我的手时，问：“你担任什么职务？”我说：“秘书。”总理说，“如果发生问题，你们工作人员要站到第一线。”

周总理说，你们要把困难估计够，会碰到困难的，但有了风险也不一定死。应该勇敢时就勇敢，应该沉着时就沉着。要争取完全回来，胜利回来。

庄则栋念写给毛主席的“决心书”。刚念了个开头，“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周总理就打断了他的朗读说，“不要这样提，毛主席反对这样做，为什么要加两个‘最’呀？那么多‘最最最’，主席一看就火了。我看你们就没有打破这个框框。形式主义多，实际的东西少，反而把自己搞得水平不高。这不是毛主席要求的作风。”

庄则栋接着又念下去，“一球一板都和祖国的荣誉相联，坚决做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从我们身上看到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一代人的崭新精神面貌。……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想到党和人民，就浑身是胆雄赳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世界革命事业，我们豁出命来干。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中国乒乓球队，1971年3月16日”

听完这份“决心书”，周总理说，你们的心是诚的，信心也是坚定的，但信的水平不高，信用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语言。信由我来给你们改一改好不好？你们的心我了解，但要用朴素的语言写。

从这封决心书，又说到代表团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周总理说，运动员带不带《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研究了没有？下飞机时，《毛主席语录》就不要拿了。毛主席像章，太大的也不要带，小的可以带，人家热情要就给，不要强加于人。

在极左思潮泛滥成灾、全国一片红海洋的岁月里，周总理的这些话，犹如扑面而来的一股新鲜空气。走出人民大会堂，我还一直在品味着周总理说的这席令人难忘的话语。

接见结束时，已是3月17日凌晨1时半。回到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而5点45分，就要集合去机场。躺了不到3个钟头，心却一直沉浸在激奋之中。

我们过广州，转道香港，然后于3月21日中午时分乘德航波音707飞机和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三叉戟喷气飞机奔赴东京。

分乘两架飞机，也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精心安排的。代表团60人，如乘一架飞机，万一出现问题，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德航和加航的政治敏感性都是很强的。他们对来自封闭的中国大陆的这批客人特别重视，提出了三条保证：一、行李超重不加收费用；二、万一飞机出故障，绝不在台湾降落，而是飞上海或香港降落；三、由公司负责人押机。他们千方百计揽下这笔生意，因为他们已经预感到中国国门一旦敞开，那可是一笔大买卖。

我乘坐的是德航707飞机，3月21日中午1点50分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1个小时之后，飞临台北上空。

“现在飞临台北上空！”飞机上传来空姐的播音。

万里无云，90000米之下的山峦、海岸、海上的船只，清晰在目。几位运动员感叹说：“将来台湾回归祖国之后，我们乒乓球队要捷足先登去给台湾同胞打表演赛。”下午5时50分，飞抵东京羽田机场。上千人前来欢迎，前来保安的日本警察就有400多人。一出机场，代表团就被围得水泄不通。记者挤掉了相机，挤丢了鞋。好不容易挤出欢迎的人群，坐上大巴士，向廖承志贸易办事处飞奔而去。

当天晚上的电视就报道了我国代表团抵达日本的盛况。第二天，有的报纸刊登记者报道，他们发现王晓云、田家农、王效贤等几位与乒乓球不相干的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他们猜疑中国乒乓球队负有别的使命……记者真是敏感之极。

日本各界朋友盛情欢迎我国代表团。3月22日晚在东京举行了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暨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创立15周年纪念大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而又深刻的演讲。他说，中日文化交流协会始终不渝地从事日中友好交流工作，不管出现什么乌云和变化，始终不动摇。他说，日中尚未恢复邦交，我们不能光高兴，光恭喜，我们要让决心付诸实践，为日、中两国邦交早日正常化而努力奋斗。代表团领导将郭沫若手书的卷轴送给了中岛健藏。郭沫若诗曰：

漫天飞雪迓春回，

岭上梅花映日开，

一自高丘传号角，

千红万紫进军来。

这首诗把日中友好的气氛烘托到最高潮。

到达名古屋后，我们一行60人住进了一家不大的旅馆——藤久观光旅馆。放下行装，推门一看，门外长廊上隔几步就坐着一位全副武装的日本警察。团长赵正洪身边有8个保安身影，4个日本警察，4个华侨。联想到毛泽东的话，“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真有如临大敌之感。连日来，日本右翼分子和来自台湾的反共分子不时在旅馆外面游行，高喊口号，进行骚扰。在体育馆广场，还丢了“咝咝”冒烟的炸弹。笔者在团里分管三项工作：新闻、礼品和保卫。有几位华侨，主动向我报告安全方面的信息。笔者从日本方面了解到，为了防止右翼分子的捣乱，爱知县警察总部在我团下榻的旅馆布置了大量警察。自己的警力不够，还从邻县借调力量。日本警视厅特地从东京派出专员到名古屋坐镇指挥，还调兵遣将来名古屋执行临时性的保安任务。据接待我们的村岗久平讲，“这是爱知县警察总部自成立以来最大的警戒行动。”在团体赛中，中日平分秋色。中国女队以一比三败北，而中国男队却以五比二战胜日本男队。这个结局，使中日双方皆大欢喜。4月2日休战，去日本的三重半岛游览观光。在三重县熊山饭店，王晓云发表声明，单项比赛第三轮和第二轮，中国选手庄则栋和林美群将与柬埔寨朗诺集团和南越西贡集团的选手相遇，中国选手决定弃权。庄则栋曾三次蝉联世界男子单打冠军，他的弃权引起很大的轰动和强烈反响。这个行动，说明中国选手一切从政治着眼的明朗态度。

我与一位年轻英文翻译同屋。这位翻译与我同乡，还能说点知心话。一连几天晚上他都睡不安宁，忧心忡忡地说：“你们都看见了，代表团的领导也肯定看见了，这下我可算完了，下趟再也别想出来了。”我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有一位花枝招展的美国女记者，一天换一身服饰，从发带到衣裤、鞋袜，今天一身红，明天一身绿，后天一身白，满场跑，特扎眼。就是这么一位特扎眼的美国女郎，每天都从背后搂抱我的那位同屋翻译。

“是啊，是很扎眼，她每天搂你干什么呀？”我不禁好奇地问。

“就是一句话，‘请你帮帮忙，我想访问中国。’”同屋翻译说。

中美关系，在当时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在我们出国之前，在一份关于参加31届世乒赛的请示报告中专门有一段如何处理与美国队交往的内容。“如与美国代表团官员相遇时，不主动交谈和寒暄；如果和美国队进行比赛，赛前不交换队旗，但可以握手致意。”这个请示报告，是经过毛泽东主席圈阅过的。

到了日本之后，3月30日，中国乒协代主席宋中在国际乒联执委会大会上，强烈谴责在美国支持下柬埔寨的金边傀儡集团派代表参加了本届比赛。但没想到，休息时宋中恰好与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先生坐到一张桌子边，而且斯廷霍文主动与宋中聊天，并向宋中透露3月15日美国已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限制。无独有偶，散会之后，宋中又与斯廷霍文团长和美国乒协国际部主任哈里森走到了一起。斯廷霍文又主动搭讪，他听说中国已邀请南斯拉夫乒乓球队赛后访问中国，说：“如果有机会，美国队可以到中国参加比赛。”

“外事无小事”。当夜，宋中就向团临时党委作了汇报。在座者都感到事关重大。很明显，这是美国代表团在放风，他们想要访问中国。

当夜，代表团向北京作了报告，迫切希望得到国内的指示。原来名古屋与北京每天通话3次，自从出现这些中美关系的信息后，国内要求通话每天增加到5次。据传，这个要求来自中国的最高层。

从名古屋不断传递给北京这样的信息：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可是，北京却一直未予回答。

就在这些日子里，一天，庄则栋从我手里领走一块杭州织锦——黄山风光。他说，万一有谁送礼给他，他可以回送人家。

事情也凑巧，庄则栋他们从练习馆坐车去比赛馆时，突然上来了一个美国运动员科恩。科恩为了与梁戈亮练一会儿球，耽误了自己的座车，无意中搭乘中国队的座车。见一位美国运动员上了车，满车的中国运动员都不禁有些好奇，但谁也没有说话。科恩见大家沉默不语，有些不安，就脸冲外站在车门口，他的运动衣背后印有“U·S·A”的显眼英文字样。庄则栋觉得不应该淡漠了人家，就主动从后座站起身向科恩走了过去。

同伴急忙轻声劝阻他：“别去，别理他！别惹事！”

庄则栋一边说 “我和他打个招呼，问声好”，一边照直走向科恩。

“你好！欢迎你乘我们的车去体育馆。”庄则栋客气地说。

科恩转过身，说：“谢谢！”

“你叫什么名字？”庄则栋问。

“科恩。”留着长发的美国青年回答。

“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了表示中国运动员对美国运动员的友谊，我送你一幅杭州的织锦作留念。”庄则栋将织锦送给了科恩。

翻译向科恩介绍道：“送你礼物的是世界冠军庄则栋先生。”

“我知道。”科恩接过礼物，兴奋地说，“谢谢！”还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乒乓球队，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祝你们继续取得好成绩！”

车到了体育馆，许多记者看见科恩和庄则栋一起下车，急忙举起相机拍下了中美两位选手握手的照片。有的记者还从他们身后拍摄了印有“U·S·A”和“中国”字样的背影。

第二天，日本的报纸就登出了几乎占据大半个版的庄则栋与科恩的大幅照片。图片的文字说明是：想不到中美会在此解冻！

敏感的记者！敏感的媒体！他们透过这平凡而短暂的瞬间，看到了中美两国正在接近的大背景。

这幅照片，在中美关系突破的历史上，无疑是重要的迹象。但代表团内部对日本报纸大肆宣扬此事，却忧心忡忡。不知道这种宣传会给代表团带来什么后果。

一天晚上，庄则栋跑到我的屋里，开门见山就说：“坏了，以后我别想再出国了！”

“怎么了？”我见他愁容满面，不禁问道。

“你不是不知道，我还有亲属在台湾呢！刚才团领导找我谈话了，说我把事情闹大了。批评我怎么给科恩送礼物，叫我以后不要跟美国运动员照相了，到此为止，不要再发展。”庄则栋坦诚地将心事全盘托出。

他的担忧是正常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多少人因与外国人有联系，给扣上了“特务”“里通外国”的大帽子，遭批斗。凡经历过这场政治运动的人，谁不会心有余悸呀！

“不过，我想不通。毛主席在《老三篇》中不是说过嘛，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没有违背毛泽东思想呀！”

我觉得庄则栋的这番话说得很在理，只好说：“是呀！跟运动员接触不会有问题的呀！”但我也深知，当时的中美关系是一个敏感的“雷区”，没有中央的命令，谁敢去碰、去触呀！团领导也不例外。

没有想到，4月5日，科恩又在比赛场寻找庄则栋。见到庄则栋往场子里走，就跑过去一把拉住他，边走边挥着那幅印有黄山风景的织锦。他把庄则栋拉到场边，拿出一件别着美国乒协纪念章的短袖运动衫送给庄则栋作纪念。早就盯着科恩的记者们蜂拥而上，又是拍照又是采访。庄则栋虽然受到团领导的告诫，但在这种场合也就由不得他了。他和科恩又一次成了日本的报纸、电视的热点新闻，又是登照片，又是登文章。

这天下午，宋中当选为国际乒联执委。人们纷纷向这位中国乒协代主席表示祝贺，而且头一个向宋中表示祝贺的居然是美国代表团哈里森。

当天晚上，代表团又将美国代表的祝贺电告北京。但是，北京依然没有新的指示。

4月6日，当我回藤久观光旅馆吃晚餐时，一位秘书悄声告诉我，下午4点30分，国内来了指示。他说指示内容是，“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在藤久观光旅馆，说话都是悄声的。据日方朋友告知，到处都是窃听器。有一天，一位日本记者就告诉我，你们昨晚团里开会的内容外面都知道了。我们开会时，已考虑到窃听的因素，开着收音机，收音机里唱着“革命样板戏”，音量开得大大的，说话轻轻的，怎么能窃听呢？那位日本记者说：“没有用的，其他声音可以洗掉的。现在窃听技术已不必在屋里安装窃听器了，相距几百米，只要窃听器对着旅馆的玻璃就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了。”我在团里是分管新闻的秘书，天天与记者打交道。在日本期间，尤其是近些天来，无论我们代表团到哪里参观访问或者练习比赛，身后总会跟着几十名记者。有一天，一位紧紧尾随我的记者问：“先生，是不是特别烦我们呀？”

“不，欢迎你们跟我们一道活动。”我只能如此客气地回答。说实在的，跟随我们团的记者真是太多了，有时我们的车只有几辆，后面跟着的小车就有几十辆。

“先生，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紧跟中国代表团吗？”那位日本记者问。

我故作不知，摇摇头。

“你们中国代表团要不不发生新闻，一旦发生新闻，很可能就是轰动世界的大新闻。如果一旦漏掉了这种大新闻，我们的饭碗就会砸掉的。如抓住了这种大新闻，我们就会受嘉奖……。”这位日本记者说的是实情。我本人也是记者出身，是很能理解日本同行们的行为的。

4月7日是最后一天比赛，8日各代表团就将各奔东西了。看来，美国人访问中国的愿望这次是无法实现了。

4月7日上午，代表团在驻地藤久观光旅馆的庭院里举行亚、非、拉乒乓球运动员的游园联欢会。一大早，我们就去院子里布置会场。4月，正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庭院里有几棵古老的樱花树，粉红色的花朵压满枝头。白色的圆桌上，摆满了我们从国内带去的糖果和中华牌香烟，当然还有国酒贵州茅台。按理团长赵正洪、副团长宋中是联欢会的主人，可是他们都临时被人叫走了。

在藤久观光旅馆的团长屋子里，赵正洪与宋中正在阅读国内电话指示记录：

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事，考虑到该队多次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现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我国进行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等及时报回。

只隔一天，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昨日还是“时机还不成熟”，今日却已同意立即邀请。团长赵正洪看了两遍电话指示记录，对宋中说：“时间已经很紧了，我怕美国队明天就要走。你马上去找美国队吧！”

宋中不敢耽误，找上翻译王家栋，就急匆匆地奔美国队下榻的旅馆。

无巧不成书。当宋中的座车在美国队下榻的旅馆前停下来时，美国乒协国际部主任哈里森正举手招呼出租车。

宋中提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他急忙过去与哈里森打招呼，问：“斯廷霍文先生在吗？”

哈里森说：“他不在。”

宋中马上说：“我是来找你的。”

哈里森感到有些突然，说：“找我？”

在旅馆的休息厅里，宋中开门见山向哈里森发出邀请：“我代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美国已预定第二天（4月8日）离日返美，但听到这个消息，他还是很惊喜。不过此事毕竟来得太突然，他得马上向团长斯廷霍文先生报告。

游园会散了之后，我回旅馆午餐时，一位同仁悄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边说边翘起大拇指，脸上露出了深沉的笑意。那含意是很明白的，这是毛泽东主席的决策。当然，这是凭经验猜测的。事实证明这个猜测是正确的。当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多次从名古屋获悉美国乒乓球队、美国记者想来我国访问的信息之后，作了认真的研究，并写出了请示报告。报告认为，邀请美国访华眼下时机尚不成熟。这份报告，经周恩来总理批阅。周恩来在文件的上端写了三个字“拟同意”。但他没把报告批下去，而是很谨慎地将报告呈送毛泽东主席请示。

毛泽东画了一个圈，文件就传到外交部。因为还有一天，比赛就要结束，所以，4月6日国内就将不邀请美国队的指示电告名古屋。但文件送走之后，毛泽东脑子里还一直在想这件事。他睡醒一觉之后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毛主席的最后决策，马上电告名古屋。4月7日夜，周恩来提笔写道：“遵照主席指示，改正原批件，这次就邀请美国乒乓队来访。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轰动世界的消息超过31届世乒赛比赛的消息。”

在名古屋，第一个将这个轰动世界的消息用新闻传播出去的是日本共同社记者中岛宏。4月7日上午，他参加了藤久观光旅馆花园的联欢会，曾见到代表团成员把宋中叫走的情景，并隐约听到“有重要电话”这句话。当时，他就在猜想会不会是有关中美交往的事。中午，他取消了与西园寺公一共进中餐的约会，单枪匹马奔藤久观光旅馆，找到了中国代表团。翻译金恕和周斌接待了他。当他证实了消息的真实之后，立即奔向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将消息发到体育馆的共同社专线。《中日新闻》晚刊当日就登出了中岛宏撰写的独家新闻。共同社以最快的速度向世界发布了这个特大新闻。

全世界都被只有2.5克重的白色银球震动了。午后，我坐在中国席看台上欣赏单项半决赛。代表团政委、副团长符志行就坐在我身边。

“符团长先生，请核实一个消息，你们中国已邀请美国队访问贵国……”一位日本记者拿着采访本提问。

“这是造谣。没有这回事。”符副团长斩钉截铁地回答。

记者往本子上速记着，飞也似地跑去发新闻了。

我回过头瞧了这位副团长一眼，心里很疑惑他为什么如此否定。

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记者，向符副团长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符志行依然果决地作了否定的回答。

这位记者如获至宝，也飞也似地跑去发消息了。

我禁不住侧过身子，不解地问他：“团里新闻都发出去了，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没这回事。”

符志行一脸惊讶，说：“真的？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看来，他从上午出去就没有回旅馆去过，而时间又太紧迫，大概其他团的领导疏忽了与他通气。

不管有多少理由，他是团的政委，这么重要的事，怎么能不告知他呢！这位空军部队的校官激动了，一脸的不高兴。
正在此时，团长赵正洪走到看台上来，在符志行的身后一排就坐。

符志行回过头，责问道：“邀请美国人访华的事怎么不告诉我？”团长解释道：“我也刚知道不久，先叫人去找美国队了……”

“怎么搞的嘛！”符志行脾气还未消下去，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响。

团长虽属“解放干部”，但毕竟是部队的少将，火气也上来了，大声说：“不要吵吵嚷嚷，有意见回去再说！”

眼看两位团领导要干起来了，我顾不得身份，只好劝说他们：“你们可千万别吵，现在我们看台是新闻记者瞩目的中心，多少架相机、摄像机都对着我们的呀！如果吵起来，恐怕回国后不好交待！”

考虑到后果，他们沉默了。

同一个时刻，也有不少记者跑到爱知体育馆后藤钾二的办公室，向这位中国人的朋友核实消息。

“怎么可能呢！中国连与美国支持的朗诺集团比赛都弃权，怎么会请美国队去访问呢！”他还自信地笑着加重语气说：“不可能，不可能，绝对没有这回事。要真有这种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记者自然相信后藤先生的这番话。

日本新闻界出现了一个大混乱。说已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消息，来源可靠。否定这个消息的，来源也极可靠。

其实，在游园会结束后，中国代表团领导已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日中友协的村岗久平先生，并嘱咐他转告后藤钾二先生。不知村岗久平忙什么事，耽误了一会儿。当村岗久平将这个消息告诉后藤钾二先生时，这位被公认为中国朋友的爱知工业大学校长发火了，他大声嚷了起来：“哎呀呀，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先和我说一声呢，完全瞒住了我，太不够朋友了！我刚向记者否定了这个消息，这下子又让我说什么好呢？……”这位挺有身份的日本老人感到丢了面子，有些下不来台。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个消息的重要性，而且中美之间的接近居然就发生在他主持的这次乒乓球赛上，想到此，他又感到几分自豪。

他急火火地到藤久观光旅馆，见了团长赵正洪。赵正洪说，“这件事刚刚定下来，所以无法事先告诉你……”

经赵正洪一解释，气一点儿也没有了。他听说两国代表团下午要召开会议，就急忙赶回爱知体育馆，为中美代表团的会谈安排地方。

从宋中找到哈里森发出正式邀请，到下午双方坐到爱知体育馆贵宾室会谈，只有短短几个钟头，但名古屋——东京美国驻日大使馆——华盛顿白宫热线畅通。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将驻日大使迈耶发来的加急电报呈送白宫，并写了国务院的意见，“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为的一种姿态。”

虽然尼克松没有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求得实现，但他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美国乒乓球队要去北京。

4月10日上午10时，斯廷霍文率领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来到了深圳罗湖桥。他们人人都背着照相机，睁着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他们将把这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人民都摄入镜头，装进记忆之中。

正如周恩来于4月14日下午在接见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队时所说的，“现在，门打开了！”

关闭了20余年的中美交往沉重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乒乓球一弹过去，就震动了世界，小球转动了大球——地球。

相隔两届世乒赛之后，我队依然取得了上佳成绩，获得了全部七项中的五项冠军。全团上下都很高兴。团长赵正洪在途经香港时，居然挥毫写了一首诗抒发自己的心情。诗曰：

终出牛棚心不静，

蹉跎岁月愤难平。

总理给我交重任，

率领球队到东瀛。

乒乓外交举世惊，

赛场内外传友谊。

发出小球转地球，

中美关系化坚冰。

可是赵正洪过于沉湎于胜利的喜悦之中，军管会也高兴得过早了。周恩来总理的一顿严厉批评，像一盆冰水一样，才使他们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清醒过来。

在我们与朝鲜商量参不参加31届世乒赛时，朝方提出一个问题，他们去了就要取得好成绩，否则对60万旅日朝侨不好交待。周总理从大局考虑，从中朝友谊出发，曾作过表示，希望朝在男子单项方面取得优胜。朝鲜队才派去5名选手。言外之意，就是在男子单打比赛中，我们应为朝选手让路。参加那次会见的国家体委的两位领导军管会主任曹诚和宋中都未领会总理的这个意思。结果在男子单打中，我队的郗恩庭以3：0将朝鲜的种子选手朴信一淘汰了。代表团回国后，周总理严厉地批评了国家体委军管会主任曹诚，责令韩念龙、赵正洪和郗恩庭一道去平壤“负荆请罪”。赵正洪虽然未参加那次会见，但作为团长也挨了批评。让周总理生气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世乒赛后的一场中日友谊赛。双方各出4名男女运动员出场。教练问赵正洪团长怎么打，赵正洪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结果我方把日方8人都打败了，弄得在场的日本朋友都面子上有点下不来台。

“已定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你为什么‘八仙过海’啊？”周总理批评赵正洪。总理还对接见时在座的李先念说：“赵正洪是你的老部下，是跟你过祁连山到新疆的老同志啦，你也批评批评他。”李先念说：“赵正洪啊赵正洪，你哪里那么多旧东西呢？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好好认识错误。”

一个礼拜天，赵正洪一大早就来到我的寒舍，说：“明天，总理就要我交检讨了，请帮助看一看，改一改吧！”

我随他去他家，看了他的检查稿，又详细听这位老红军叙说了自己的真实思想。有几句感叹，我印象很深。他检讨了自己违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锦标主义错误思想，但他说：“我打仗出身，总以为冠军拿得愈多愈好，谁知道拿多了也犯错误。”

军管会主任曹诚，不但挨了批，还被撤了职。

1971年的一个初夏的早晨，我上班时在体育馆路上遇到庄则栋。他拉住我，说：“曹主任被撤职了！昨天晚上周总理在人大会堂宣布的。我在场。”

这可是个爆炸性新闻。我迈进体委大门，机关里静得出奇。上午10时，曹诚在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传达头天晚上周总理的指示。他一二三说得很平静，说到最后，才用低哑的声音说，周总理说，曹诚，撤你的职。有几位军代表当时就禁不住哭了。想当初雄赳赳气昂昂开进体委，如今要灰溜溜被迫离开体委，能不伤心吗？

周总理派了王猛到体委当主任。体委成立了曹诚帮助小组，让曹诚检查错误。帮助组起先设在体育科研所，后来搬到北京体育馆南二楼。由于我熟悉第31届乒乓球锦标赛情况，组织上让我参加了这个帮助小组。毛泽东主席批评曹诚“锦标主义”、“官僚主义”，总理批评曹诚“颟顸无任”。直到曹诚调回总参，他仍然想不通。记得，那是一个周末的傍晚，曹诚对我说：“鲁光，你先别走，我们留下来再聊一会儿天。”我说：“会上说那么多了，还有什么好聊的呀？”曹诚说；“暖水瓶都收走了，我们这个帮助组的任务也结束了，我得回总参去接受审查。会上说的都是一本正经的，我们聊会儿天，说点真心话。”

在暮色苍茫中，我们对坐在会议室里。曹诚说：“我到体委后，连个秘书都没有用，有好烟好茶大家抽大家喝，到运动队食堂吃饭，我排队。我怎么会是官僚主义呢？我打仗出身，总以为冠军拿得愈多愈好，怎么成了锦标主义了呢？我真想不通。”

我说：“您说的都是事实。我想，中央是从大局考虑，您从根本利益上违背了中央精神，所以说您是官僚主义、锦标主义……”曹诚沉默许久，站起身，说：“我们也走吧！”

曹诚同志后来被调到青海省军区担任副司令员。1978年，我们去西藏途径西宁时，他来西宁宾馆看望过我们。当时，“四人帮”刚粉碎，他的心情颇好。但不知他对那个批评心服口服了没有。我们没有再深入交谈。又过了一些年，我去中国画研究院参加一个画展开幕活动，他也去了，满头白发，苍老了。又过了一些年，传来他过世的消息。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前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我们8次。我以为，周总理亲自过问乒乓球，固然是关心乒乓球运动，关心乒乓球运动员，关心祖国的荣誉，但他考虑更多的是国际大局。他说，前一段时间，集中力量搞了“运动”，外事没有多搞。接下来，要集中力量纠“左”。现在，我们要展开外交攻势，“乒乓外交是我们整个外交攻势的一部分。”

乒乓球，是周恩来外交这盘棋局中的一个棋子，而当时军管会的领导人却没有这个“外交头脑”，只把第31届世乒赛作为一次重大的国际体育竞赛来对待，拼命拿冠军，比赛虽然取胜了，却落得个挨批、遭撤职的结局。

当韩念龙、赵正洪和郗恩庭到平壤“负荆请罪”时，金日成说：“比赛都想战胜对方，这是人之常情嘛。就连老子和儿子下棋也是谁也不让谁嘛！在世界锦标赛上，哪有一个国家愿意输给另一个国家？没有这个道理嘛。在比赛的时候，你当运动员，谁让谁呀！我理解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中朝两党、两国友谊作出的努力。请转告他们，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牢不可破的。”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硝烟早已散尽，比赛的结果已淡泊，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都已逝世，当事人曹诚、赵正洪、宋中也已作古，但小球引起的震荡却依然在持续着。它会影响整整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