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便是“保守派”。这与我当时所处的境遇有关。
“文革”开始的头一年，大概是1966年3月份，拖了许多年头的入党问题刚解决。1960年，我在上海时已是党的发展对象。1961年，从上海调到北京时，档案材料也随之调了过来。但一到报社，我就如鱼得水，只顾在采访与写作的长河中遨游。一出差就一两个月，长年累月满世界跑。到1964年，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接见乒乓球队，报社决定让我去采访。政审时，未通过，因为我不是中共党员。这事深深刺激了我。我找党支部再次提出入党申请。党支部书记笑着严肃地指出，“到北京都快四年了，一直未见你向支部汇报你的入党要求和思想情况，还以为你不想入党了呢……”当时，我算是报社的业务尖子，出身又好，是贫农。当我有了要求之后，1966年3月2日，党支部开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介绍人，一位是报社总编辑、党委书记李凯亭同志，一位是报纸编辑部副主任晏苏民同志。开过支部大会的次日，我便随副总编左林南下采访。待回到北京，已开始“砸烂党组织”。因为还差一次党委书记谈话，在入党手续上不完备，党籍“搁浅”。
报社分成了两大派。我因为出身好，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我记得，这个“红卫兵”的称号，只起了一次作用。扫“四旧”，学校的红卫兵来家抄书时，我站立大门口，对小红卫兵们说：“有我这个红卫兵在呢，你们别管了。”几百本我视为生命的图书，才得以保存下来。
随着“革命”的深入，我也被贴了大字报，称我是“修正主义苗子”、“走资派红人”，本来去柬埔寨采访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人都已到了广州，“革命群众”在体育馆路上贴出了大标语，“鲁光不能出国”。其时，《体育报》也被逼停刊。在广州玩了几天，我便打道回府。
我打心眼里羡慕“造反派”觉悟高，一会儿揪出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会儿发现一个叛徒。我甚至恨自己太没有嗅觉，老也追赶不上“造反派”的脚步。这绝不是调侃，而是当时真实的想法。
武斗一度走红。有人仇恨得用鞋底抽“走资派”，有人搧当权派耳光。但我对打派仗，特别对武斗，一直持反对的态度。有一夜，我在体委招待所值班。荣高棠被地质学院造反派拉去批斗回来，见我值班，低声问了一句：“你值班呀？”我点点头，问他斗得怎么样。高棠说：“打翻在地，踩上脚，喘不过气来……”我将这个情况，写入值班日记。
高棠同志是我崇敬的一位领导。我刚出道当记者时，便跟随他到中国乒乓球队蹲点。他有思想，开朗，在运动员中颇有威望。一夜之间，他便被批斗，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真无法想通。
在最迷惑苦闷之时，我跑到《人民日报》我老同学蒋荫安处打听信息。他说：“两大派都有后台，都被人利用，你们最好哪派也不参加……”事实证明，我的这位后来担任《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的老同学，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可惜荫安兄患了不治之症，已于不久前去世。
我们的态度，也惹来不少责难。“骑墙派”的大帽子不断向我们头顶飞来。
对毛主席我是绝对地忠。起先，我绣毛主席戴军帽的像，一针一线很投入。我爱人对我的行为倒不以为然，但见我总也绣不完，便飞针走线帮我绣完了这幅大头像。我还沉迷于制作毛主席纪念章，把毛主席的头像从像章上抠下来，镶到有机玻璃中去，还有背景，五花八门，颇有艺术性。热压、冷压……不放心，半夜还起床看几回。如今我还珍藏着十五六枚自己制作的有机玻璃像章，偶尔还摆出来欣赏一番。那工艺水平，绝对不比商店里卖的差。现在回想起来，除去对毛主席崇拜因素之外，可能与我爱好美术有几分关系。
1969年底，我们被下放到山西屯留“五七干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妻子的工作单位是北京市妇产医院。许多医院都被“砸烂”，搬到农村去了。我的妻子没有搬走，3岁的大女儿徐琪，就由她带。我只身一人，随着大部队坐火车，唱着革命歌曲，奔赴山西。
屯留属长治地区。那儿原来是一座刚刚落成的滑翔学校。在数十排平房里，居住着来此安家落户的数百名被砸烂的“刘贺独立王国”的公民。
班、排、连，完全按照部队建制。我们是三连八班，一个班住一间房子。正逢冬日，自己生炉子取暖。有一天出早操，一个班8个人，一字儿排着队，我喊：“立正！”排头的人倒下了，接着一个个都连续倒下，煤气中毒！集体中毒！好一番抢救之后，才把小命拣了回来。
任务是种地。没有机械，人拉犁耙，一人扶犁，七八个人拉。荒芜的地上长满了刺儿草，而且地里到处是礓石。我们拔草时，常常把手扎破，生疼生疼的。那刺儿草望不到边。人们一边拔，一边叹气，何日才能拔到头呀。干校叫“卫东”，它的后门由北京体育学院的几个教授轮流看守。我们还在长治钢铁厂包了厕所。轮流看厕所的是我们报社的三个总编辑和副总编辑。体委领导黄中、李梦华是牧牛人和猪倌。我亲眼看到李梦华赶着猪去配种。我们常去长钢拉粪。一人架车，前面几人拉车，来回七八十里，真是一身泥一身汗，累得晚上浑身酸痛。
有一回，插完秧，我与《新体育》杂志的郝克强一起往住处走。我们两脚泥，无法洗，就赤着脚走。路上尽是小碎石子和蒺藜。我们躬着腰，几乎躬成了90度。郝克强好古诗文，崇拜孔夫子，一直挨批。但他为人正直，平日里走路常仰着头，鼻子朝天，人们都说他傲，不爱理人。
“老郝，五·七道路就是好，你瞧，五·七道路一走，你就低下高昂的头，不再鼻子朝天了……”我揶揄道。
老郝顾不上回答，只是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着。
我们在屯留结下了友谊。回京后，他写了一首七律回忆了那难忘的一幕一幕往事，并请书画家冯向杰书写成中堂送给我作纪念。
1971年伊始，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把晋东南贫瘠的乡野埋得严严实实的。连队组织了急行军。“雪中行军情更迫”，我个子虽矮却走得飞快，被选中当侦察兵兼鼓动员，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小跑着，一边还得为战友们鼓劲。
悲观失望的气氛浓重地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为之奋斗了20多年的体育事业，被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化为泡影。全国人民为之骄傲、自豪的座座奖杯，都变成了修正主义的罪证。身怀绝技的人们，报国无门。有一位搞评论的老编辑私下忧心忡忡地问我：“难道我们就这么背朝青天头朝地修一辈子地球了吗？”
我倒是乐观者。我就不信我们所学的东西都用不着了。“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如此想，而且也如此告诉我的同事们。
一方面，我想不通，有怨气，认为让我们这些人干苦活、拉粪车，是浪费人才。同时，我有时又以为到农村干一段时间的活，可以“温故知新”，不忘老本。一种矛盾重重的心理。
下干校一年之后，我被“吐故纳新”，向鲜红的党旗宣誓，正式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介绍人是原编辑部副主任王云从和我的校友王鼎华。
1971年元旦前夕，我接到军管会通知。有任务，调回北京。我倒不着急走。一年多的“卫东”生活，多么难忘呀！老百姓穷得不吃鱼虾，不吃鸡鸭。水库中的鲫鱼又肥又大，多为八两一斤来重，清蒸着吃，味道鲜美。还有用窝窝头切成片，放在炉子上烤成“饼干”。还有三五知己躲在墙角一起喝酒神聊。一切都令人怀念、回味。
“你们走了，可别忘掉我们呀！”几位朝夕相处的“老友”怀着悲伤而沉重的心情，送我们到村口，与我们道别。
几个月之后，当我在人民大会堂里，亲耳听到周恩来总理批评军管会领导，“你们啊这个地方选得不好，屯留屯留又屯又留，回不来了呀！”从此，人们陆陆续续回到北京。
我打心眼里为在屯留“战天斗地”的同事们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