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郭小川，以《人民日报》记者的身份，来中国乒乓球队深入生活。《体育报》领导让我陪同他采访。时间是1965年初夏。

有个把月时间，我与郭小川朝夕相处，帮他安排他点名采访的人物。老队员徐寅生是他采访的重点人物。1964年，徐寅生对中国乒乓球女队讲了一次话。这个讲话，经贺龙副总理批示后，送毛泽东主席阅示。1965年1月12日，毛泽东同志给徐寅生的讲话很高评价，作了重要批示：

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向我们这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毛泽东主席的这个批示和徐寅生对女队的讲话，在《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发表后，引起了轰动。郭小川在这个背景下，自告奋勇来队采访。他对我说：“我要给全国读者一个解答，这篇讲话是怎么产生的，徐寅生是怎么一个人，乒乓球队是怎么一个集体。你对乒乓球队了解，写过许多好文章，有你帮助，采访速度会加快，了解得也会更深。”

这是我从事记者工作以来，头一次接触一位名重一时的大诗人、大作家、名记者。我年轻时爱诗，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是我崇敬的三大诗人。我读过郭小川的许多诗篇。这次来乒乓球队，他带来两本《青纱帐——甘蔗林》，送我一本，另一本征求我的意见后送给了李赫男。我向他介绍，上海姑娘李赫男文笔很好。郭小川在诗集的扉页上写道，“送给女秀才李赫男”，把李赫男羞得脸通红。

郭小川长得壮实，为人也实在朴素，才思却非常敏捷。那些日子，他全身心都投入采访和构思之中。走路、吃饭也不停止思考。每天中午，我们都去国家体委训练局对过的南岗子一条胡同里解决午餐。这是一个最普通最简陋的小餐馆，菜肴也是最平常的北京饭菜，面条、炒饼、饺子……一落座，小川便急不可待地谈构思，谈心得，以至于都回想不起吃了什么。那时，都是先吃饭后付款。有一回，我们聊兴极浓，吃完饭又聊了一胡同，待回到家方想起未付款。我急忙回南岗子餐馆去付饭费，走到餐馆门口，碰到了小川，他回到下榻处也想起付款一事，急忙赶回来。两人相遇，相视一笑。在我的印象中，每次餐后，都是小川抢着付钱。我要抢付时，小川说：“我工资比你高。”从大学毕业后，我的工资一直是56元，要养家，确实不富裕。至今想起来，我这个人真是迂得厉害。当时，郭小川的住宿与饮食问题，本应该让训练局解决，我却没有想到这一层。一个月下来，天天吃小川的，连一顿饭也未请过小川，也未请小川去寒舍坐坐，真呆，真遗憾。而当时的我，就这么傻实在。

因为有我陪同采访，《体育报》争取到与《人民日报》同时刊登郭小川的这篇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小将们在挑战》。

在此文中，郭小川有一段充满激情和深刻思辨的文字：

我之所以连篇累牍地叙述了乒乓球队的发展过程和它的主要成员的情况，目的是想说明：这个集体是真正的集体，这个集体的成员，是真正的先进的人。而徐寅生那篇著名的好作品，只能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这样的集体之中。他的集体和同伴的经验和智慧，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无不在徐寅生的思考范围内。也就是说，徐寅生是代表这个集体讲话的，或者说，是代表这个集体向我们大家挑战的。他的强大后盾，增加了他的权威，扩大了他的力量，我们可要百倍地重视他们的挑战呀！

这次陪同郭小川采访，与其说是协助郭小川，倒不如说是一次没有仪式的拜师。小川的采访作风，诗人气质与激情，尤其是深刻的思辨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刚出道时，我特别注意文采，也就是文字的华丽。郭小川和他的作品却启迪了我。语言文字是工具，而思想是灵魂。一个记者、一个作家，不仅要重视文采，但更应重视人品和思想的修炼。一篇没有思想深度的作品，无论如何是苍白无力的。郭小川的为人为文，对我的记者生涯和文学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成了忘年交。

“你身在体育界，可以多写点体育报告文学。”郭小川结束采访时，很中肯地向我提出建议。

于是，我的《冠军与亚军》、《朝气蓬勃》等习作相继走进了全国最高的文学殿堂——《人民文学》杂志。

我作为一个文学新人，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1965年出版的《新人新作选》收进了我的作品。

从此，我开始了纪实文学作品的创作。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也未停笔。写不了大作品，我就写些散文，刊登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战地》等报刊上。那是一个没有稿酬的年代。发表了稿子，给你寄几个笔记本。那时收下的笔记本，至今还未用完。

在呼和浩特结识的作家玛拉沁夫，是个地道的体育迷。我先后约他为我们的文艺副刊写过《花的草原》、《女篮6号》、《墨绿色球台》等短篇小说。我从南海采珍珠回京，他鼓励我写了一个万字散文《南海采珍珠》。他将此文推荐给《人民文学》。

“文革”中一个闷热的夏日，我、玛拉沁夫、王鼎华相约去虎坊桥看望郭小川。郭小川的屋里，满墙都是画家韩美林的动物画。我们聊着天步行去天安门。

“你们给《光明日报》写的小说《友谊长城》，我读过了，写得挺好的。”郭小川突然说。

我连忙说：“那不是小说，只能算散文。”

“非要三突出才算小说呀！岂有此理！你们写的就是小说。”小川愤懑地说。

这是小川对当时文艺政策不满的一种发泄。他是“老革命”，当过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秘书长，是我国资深的诗人、作家。从他的这次谈话中，我知道他对文坛“极左”路线是极其反感的。

走到前门，已到中午。在前门的一间拥挤的餐馆里，小川让我和鼎华占桌子，他自己与玛拉沁夫去排队买饭菜。看到两位作家满头大汗地挤在排队的人群中，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但又不好离开所占的小桌。

那天的对话，那天的午餐，深深地印在记忆中，至今不忘。

我第一次跨进坐落在王府井大街上的《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大门，便受到诗人李季的接待。他审读过《朝气蓬勃》一稿后，对我说：“你的作品写得很动人，肯定会受到读者喜欢的。”不过，顿了顿，他又说，“不足是新闻语言还是多了些。”

记者的职业习惯很难改。我后来写报告文学时，一直努力克服这个毛病，但最终也未彻底改好。也许，这便是记者出身的作家与文学出身的作家在写作中的一大区别。我的理解，报告文学具有报告与文学两重性。所谓报告文学，就是用文学语言、文学手段叙述新闻事实。把两者完美融合，是我一辈子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