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阳中学读书时，我当过上海《青年报》的通讯员，跟我联系的编辑的名字，至今我还记得叫吴培本。写过什么稿件，已记不得。记得的只是不时给《青年报》写点学校的活动动态什么的。《青年报》给我寄过几次报酬，每次3万5万不等（相当现在的3元、5元）。对一个贫穷的中学生来说，这可是一个天大的收益。我攒了10万元，买了一块上海牌的旧表。偷偷戴在手腕上，而且用衣袖遮住，生怕被父亲发现。
因为当通讯员，就常看报，也努力学习语文。上高二时有一节自由作文课。我用一个假期写了整整一本作文本。故事是一位同学掷铅球时，铅球滚到池塘里。初冬时节，一位同学跳下水，将铅球摸了上来。上自由作文课时，我将作文本交给了语文老师楼嘉智。作文本发下来时，楼先生给我打了一个“80分”。在作文纸首页的天头处，他加了一个批语，“如此文是自己所写，可以再加10分。”显然，楼先生对我的写作能力有怀疑。楼先生打分极严，“80分”是高分了，最多打“85分”，最低打“40分”。如果是“90分”，那是班里超高分了。我拿着厚厚的一大叠草稿，去找楼先生。当我走到教研室门口时，我迟疑不前，转身走了。我发狠：“下次再写好，用事实证明我的实力。”我拼命看书、看杂志。看得多的是《新观察》、《人民文学》等文艺杂志。我家在新华书店隔壁，放学后，我便到这家书店看书，巴金先生的《家》，便是站在书店里看完的。我的语文修养、我的写作能力，是被楼先生刺激出来的，或者说，是被楼先生逼出来的。当下次发作文本时，楼先生给我的新作打了“85分”。而在上篇的“80分”后面，用红笔加了几个字“+10分”。楼先生相信我了。他让我把那篇作文抄写出来，贴到学校壁报上，供人欣赏。
当我考大学时，我的志愿，第一是新闻，第二是文学。第一志愿填了北京大学，未被录取。我考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其时是1955年。到1957年，中苏关系开始出问题，俄语人才过盛。我转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我是奔师大的名师去的。施蛰存、徐中玉、王西彦、钱谷融……都是我所崇敬的师长。我已读了两年俄语，本来可以转到中文系三年级。但为了把文学的基础打实，多读些古典文学，我毅然要求从一年级开始读。
1957年正是“反右”时期，名师们无法授课。钱谷融老师挨批。他的文学是人学的理论被认为是人性论。记得戴厚英在大礼堂声色俱厉地说，“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近半个世纪之后，我与钱老师一同出席作家代表大会，我才有机会请他写出“文学是人学”这五个字。今年秋天，我们57级的同窗纪念入学50周年相聚母校，徐中玉、钱谷融、施亚西等几位八九十岁的老师与我们联欢，我才有机会说出我的心里话。我说：“进师大是我一生的幸运。未能听到我崇敬的老师讲课，是我此生的遗憾。”
前两年，除了古典文学少数几门课外，我都免修，空余时间很多。于是钻图书馆，浏览报刊杂志。到了三年级期末考完试，系里领导找我征求意见：“一家全国性报纸想调你去当记者，我们经过研究也已同意。不知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先是一惊，事情来得太突然。后是一喜，当记者，是我的梦想。当我在做文学梦时，记者梦却要变成事实。世界上的事，真是变幻莫测。
“哪家报呀？”我急忙打听。
“《体育报》，北京的。”系里领导回答。
读了五年大学了，该到社会上闯闯了。我痛快地答允了下来。
我匆匆跑进图书馆，借出《体育报》。这是一份1958年创刊的周二刊。我只花了一个多钟头，就把两年多的报纸翻阅了一遍。
1960年6月30日，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丽娃河，来到南京西路150号上海市体委报到。我的岗位是《体育报》驻华东记者站记者。与我同时来报到的还有一位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四年级学生刘振华。后来得知，《体育报》总编辑李凯亭当过上海市体委主任，与时任上海教育局局长杨西光熟。从应届毕业班要不到合适的人，就通过关系从毕业前的学生中挑选了两人。我有幸被挑中。
这年的七月一日，我背上旧式的德国照相机，正式成为一名体育记者。
第一次采访中外足球比赛时，蹲在对方球门边上，90分钟过去了，我只拍了一张照片，因为老等最佳时机，不敢按快门。但这唯一的一张照片却很精彩，几位球员在门前跳起抢球……后来才明白，摄影记者都是用胶片堆出来的，像我这么吝啬胶卷，永远也成不了摄影家。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当记者的头一回采访，却依然记忆犹新。
在上海记者站工作了不到一年，1961年春，我国举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被抽掉去北京。
男子团体赛决赛那个夜晚，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报社分工竞赛报道的一位女领导，指定一位驻广东的老记者负责决赛特写。理由是这位老记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重任落到他的身上。我们这些当时年轻的非党记者没有任务。决赛的精彩，使我们目不暇接。我们完全成了狂热的球迷，痛痛快快地看了一夜的比赛。苦了那位老广记者了，他绝对是一个安分的忠于职守的记者，人极老实，但思路不快，笔头更慢，憋到次日凌晨发稿时，特写还在难产中。第二天，一看《体育报》，我们傻眼了，特写是新华社记者写的。我们深感脸上无光，也责怪领导用人不当，颇有些“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叹。
报社决定留我在编辑部工作。对上海我是有感情的，不过相比之下，我觉得北京更适合我发展。上海有些“欺生”，或者说，对外地人有些瞧不起。而北京，包容量大。我决定选择北京落户。
我暗下决心当一名称职的记者。我给自己约法五章：眼勤、腿勤、嘴勤、脑勤、手勤。每回外出采访，我都先去图书馆，将要去之地的历史、风俗浏览个够，将有用之材料摘录在一个本子上。这样，采访时脑子有背景资料，提问就会得体，就会独到。采访时，快记、勤记，不管有用无用都记。晚上，将采访笔记整理到一个本子上。 然后，再写出稿子。几乎每个稿子的问世，都要经历这个繁杂的过程，或者说，都要下过这份苦功。
1961年初夏，我去内蒙古草原采访那达慕盛会。到了呼和浩特，我先拜访了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画家官布，从他们那里借阅图书，听他们侃草原、牧民、传说。平生头一次骑马进草原，住帐篷，喝大碗酒。盛会闭幕那个夜晚，为了躲酒，我逃离会场。茫茫夜色，无边草甸，躲到哪里去呀！旗委书记把我请回帐篷。我近乎乞求地说：“我不能喝了，我有采访任务在身……” 旗委书记笑道：“今晚每个人都得喝醉，一醉方休。你不醉，大家都醉，你采访谁呀？假如你与我们共醉，明天我让赛马冠军、射箭冠军、摔跤冠军都留下来，让你采访一天……”无奈，只得与牧民们放开喝。一大碗一大碗地喝白酒。这之前，我从来未喝过白酒，自然醉得人事不知。次日醒来，钻出蒙古包往草原上一看，真壮观啊！牧民们头天晚上喝醉之后，就收起帐篷，骑马走了。走出不远，从马背上摔了下来。马通人性，主人倒地了，它们也不往前走。茫茫草原上，东一堆，西一堆，仿佛是一个古战场，到处都有倒下的英雄好汉。一种从未有过的豪情，涌满心间。我写出了一组生动的通讯。用醉酒，用真情换来的几篇出道之作，受到报社同仁们的好评。
因为当记者，我有幸与贺龙、陈毅元帅，与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近距离接触。上个世纪60年代，我跟随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和女秀才张彩珍等在我国乒乓球队蹲点、采访。有一天，贺老总来队看望运动员。在乒乓球队驻地的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我与队员们坐等贺老总。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将领，元帅、副总理，是我心目中的传奇英雄、国家领导。我的心情是兴奋又紧张。
来了，在热烈的掌声中，贺老总进屋了。壮实雄健，留着短而美的胡须，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他见了运动员，分外亲切，谈笑风生。一点架子也没有，像父亲，又像朋友。讲话坦诚，没有常规的开场白，也没有套话空话。这是那天留在我记忆中的一些话，当过土匪，贩过烟土，两把菜刀闹革命，腿上被砍过一刀（说着还拉起裤腿，露出小腿，让大家看那块刀伤）。他指着某男运动员，“听说你找了一个护士，护士就会照顾你？你们那么多女队员，为什么不找呀？”一个胆大的女队员回答：“他们看不上我们……”会场气氛活跃。
我知道，当时运动队有纪律，不允许谈恋爱。可我们敬爱的贺老总，当时体育界的最高领导人，却毫无顾忌地破了这一规矩……
说心里话，眼前这个豪爽率真、谈笑风生的贺老总，与我印象中的贺龙，判若两人。回到报社，我都不敢向领导和同事传达接见的内容。只对个别知己透露了一点。生怕有损贺老总的形象，更怕“祸从口出”。其实，亲耳听了贺老总这次实话实说的谈话之后，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比以往想象中的印象更真实，更动人，更伟大。这是一个真伟人也！
还有一次近距离见过贺龙。在工人体育场的一次会议上，他当着百十人的面，狠批一位分管乒乓球队的司长。贺老总虎着脸指着那位平日里一向很威严的司长，骂了起来，“平日里你尽装病，到出国时就来劲了，这是什么作风？”那位司长脸红脖子粗，无地自容。
对平民百姓温和，对领导干部严厉。这又是一个真实的贺龙！
贺龙元帅是我进京之后，近距离见过的头一位中央领导。他的形象，终生难忘。
在我的印象中，贺龙与陈毅的关系很近乎。他常拉陈毅一起接见运动队，请这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作形势报告，作出征前的动员。“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愈高”，便是陈毅作动员时说的。1966年秋，“文革”高潮时，我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在柬埔寨举办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出国前，陈毅接见，并作了一次至今令我难忘的讲话。他说，红卫兵娃娃懂什么，工农兵还没有起来呢！红卫兵给我戴高帽子，我不怕，我就愿意头戴高帽去见外宾。我陈毅是诗人，是外交部长，我更喜欢人家称我为诗人。接见回来，已是凌晨3点多。我感到陈老总有气魄，真敢讲。在那乌云压顶的日子里，这么敢讲者，当属陈老总了。一大早就要出发，我将几位知己朋友找来，给他们念了我的记录。陈老总与体育有缘。棋圣聂卫平给我讲过他小时候与陈老总下围棋的故事。一回陈毅悔棋，他拉住陈毅的手，连声说：“不许悔棋，不许悔棋。”陈毅只得笑着认输。一位受人敬佩又亲切的元帅！
“三大球不翻身，我死不瞑目”，这是贺龙这位中国体育界最高统帅的名言。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死于林彪一伙的迫害。这句话便成了他的遗愿。
中国乒乓球队出成绩，出人才。就是我们这些成年累月泡在球队里的年轻记者，也沾了“星光”，写出了一批在社会上有反响的通讯报导和文章。我与鼎华兄合写的《从零开始》，用生动的事例和令人深省的哲理，揭示了世界冠军们从领奖台上走下来时的内心境界。一时间，源于中国乒乓球队的这句名言，成了全国各行各业的常用语。作为这个名言的传播者，我也深感欣慰。
到了1965年，全国第2届运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出席了开幕式。我负责写开幕式特写。《毛主席来了》是这篇特写的题目。开幕次日，《体育报》登了以本报记者署名的这篇特写。没有想到的是，这天的《人民日报》居然也采用刊登了这篇特写。当年，《体育报》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据说，《人民日报》值班总编见到这篇特写很赞赏，便采用了此稿。当时号召淡泊名利，作品不署个人名字，只署“本报记者”。但这个“本报记者”就是我。我想起6年前第26届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时，《体育报》没有自己的特写，而6年之后，《人民日报》却采用了《体育报》的特写，我们终于争了一口气。从我个人来说，6年的记者生涯的艰苦磨练，终于见成果了。也许，我可以算得上是一名称职的记者了。